宛如平行時空的台灣,我們做了什麼?
在這場世紀大疫中,台灣未曾封城、禁足,社會與經濟活動很快重見熱絡,繳出了不錯的防疫成績單。跟各國相比,台灣政府在防疫上顯然做對了不少事,成功建立起人民信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
李宣緯認為,「台灣模式」來自幾項重點。首先是謹慎行事,每一步都有妥善規劃,中央、地方政府相互配合。
第二,快速反應、超前部署。去年底,政府從網路一得知武漢出現可疑肺炎,馬上繃緊神經。隨後也迅速拉高應變層級,展開邊境管制。
第三,資訊透明,「防疫五月天」連續 140 天每日召開記者會、現場直播,接受媒體詢問,和全民報告疫情變化。
最後,則是良好的公民素養。經歷過 SARS 慘痛經驗,台灣社會已建立起高度公衛意識,當疫情來襲,配戴口罩迅速成為全民共識。
這些關鍵作為,讓台灣到 10 月底還不滿 600 例確診,僅有 7 例死亡。根據中研院社會所「中國效應研究小組」 4、5 月的問卷調查,高達 79.1% 的民眾認為政府防疫做得「很好」,18.1% 則回答「好」,表現評價可說是接近滿級分。此外,台灣今年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僅微幅衰退 0.6%,遠勝受疫情重創的世界各國。
至今為止,台灣防疫表現不只是對抗病毒的優等生,也獲得民眾的高度認同。
防疫點日記:透視被隔離者的內心
對抗病毒除了政府的政策戰略,更需仰賴眾人配合。例如,返國者誠實告知身體狀況,遵守隔離規定。也因此,每當新聞出現趴趴走隔離者,必定引來千夫所指、罵聲不斷。然而,為什麼多數隔離者願意配合、服從?在哪些壓力、環境影響下,會讓他們浮現「落跑」念頭?隔離者長時間不能和別人接觸,他們身心有什麼變化?
為了進一步瞭解隔離對個人的影響,中研院社會所與統計所共同展開「防疫點日記」計畫。研究團隊開發了「防疫點日記」網站,募集 140 位被隔離者,參與為期超過 30 天的線上調查;同時也加入 158 位沒有隔離經驗的人,進行對照。
被隔離者必須詳細記錄每天的日常生活細節,譬如昨天花了多少時間工作或學習、和他人社交?今天覺得孤單嗎?起床後會覺得漫無目的嗎?透過這些情緒反應、娛樂活動、社交頻率,觀察分析他們的身心變化。
此外,調查也要求參與者提供跟他人的互動接觸紀錄,不論是面對面,或者線上臉書私訊。所有參與者都需要記下他跟誰互動,和對方的關係,互動時間,當面、電話或網路接觸。隔離者每日平均至少記錄 3 筆人際互動,解除隔離後、非隔離者則每日平均提供 5 筆以上的紀錄。
「我們想要看的是,這群人的社會網絡有沒有變化?」李宣緯補充解釋:「大家可能沒有聽過社會網絡,在臉書上把人跟人串連起來,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社會網絡。」
簡言之,防疫點日記研究試圖要瞭解:在疫情高度衝擊下,我們的社會網絡、人際互動是否被改變?隔離者會出現社交行為或身心變化嗎?對政府的滿意度是否受到影響?
社群留言關鍵字第一名:謝謝
研究發現,經過隔離並沒有讓人們對政府不信任,反而更加肯定。在點日記開始前的前測調查中,隔離、未隔離兩組人都有超過 55% 認為政府資訊「透明」;等到 30 天結束的後測,兩組人認為政府資訊「非常透明」又分別躍升超過 10%。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有沒有經過隔離,多數人皆高度推崇政府的防疫政策相當透明。
另一方面,研究團隊也從社群平台的互動,檢視政府和民眾的溝通關係。他們徵得部分參與者的授權,存取他們過去一年的臉書社交紀錄。
讓人意外的是,比起隔離者,未隔離的人與「衛福部粉專」的互動數量更多,而且幾乎以按讚為主。社群留言的關鍵字前六名,則分別為「謝謝」、「防疫」、「辛苦」、「部長」、「人員」、「所有」,普遍是支持政府的正面聲音。
為什麼他們想離開隔離處?
新冠肺炎爆發以來,為了遏止疫情擴散,各國紛紛祭出封城、禁足、邊境管制等不同手段。當政府以安全、公衛之名,要求人民放棄部分自由,人們願意讓渡什麼?能夠容忍到什麼程度?國家管制與個人自由之間的權衡衝突,備受熱議。過去,便有學者針對 SARS 研究發現,「外出社交」是個人最難放棄、遵從規範的部分。
因此,研究團隊也以「今天有沒有想要離開隔離地的念頭?」,檢視隔離者服從政策的意願。這包含了兩項研究議題:一是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服從或不服從?二是焦慮在其中扮演了什麼作用,是不是一個中介因素?
李宣緯分析,影響服從度首要是負面情緒;曬不到日光、感受到較少支持、遭受隔離汙名化等等,都可能導致負面情緒。再者則是社會責任,是否清楚認知隔離對於社群的意義。另外,是否獲得充分資訊、具備公衛知識,也會影響到服從度。
根據迴歸統計結果,男性較女性服從意願高。內心愈焦慮、孤單,愈容易想離開隔離處。隨著隔離天數拉長,愈到後期,愈會有出門的想法。另外,遭受陌生人指責的汙名化程度愈高,或是覺得隔離對社會沒有幫助,只是在浪費時間,也都會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反過來,無論是透過線上或線下,只要接觸人數愈多,和家人朋友愈常聊天互動,則愈不會有想離開的念頭。
那麼,經歷過隔離,又會帶來哪些變化?
14 天閉關後,隔離者的「互動人數」顯著下降,「防疫和公衛知識」明顯提升,對「政策公開透明度」認同比例也上升,不過「認同自身隔離對社群有幫助」反而下降。
李宣緯解釋,原因可能是隔離者認為自己其實是健康的人,但卻得禁足 14 天,因而認為這次隔離實際上沒有太多價值。分析隔離者的汙名化經歷,他們遭受的汙名壓力最主要來自陌生人;隔離期間遇到麻煩時,他們尋求協助的對象則多數是家人。
總結來說,究竟為何有些人會冒著被裁罰、指責的風險,想離開隔離處?根據研究發現,當負面情緒湧現、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情況下,就會使人傾向於不服從。另外,和原本預期不同,防疫公衛知識程度越高,愈清楚身體不舒服時,要與他人保持距離、通報醫護人員,反而愈容易想離開,推測可能是認為自身感染可能性低、有能力自我保護。
焦慮也確實扮演部分中介,當個人感受到被大眾指責的汙名化壓力,可能產生焦慮感,降低隔離者的服從意願。
李宣緯強調,防疫是眾人的努力總和,隔離者一定程度犧牲了個人自由,以換得社會的公衛安全。若我們能更了解個人獨自面對隔離的壓力、焦慮、身心變化,以及需要的正向支持,或許也更有助社會共同對抗病毒。
演講最後進入問答環節,不少學生熱烈發問:
政府有很多防疫文宣或影片,各族群的接受度可能也不同,如何衡量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我們大致從三個面向,檢視政策溝通是否有效:
一是根據中國效應小組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民眾普遍肯定防疫政策是成功的,政策支持度很高,可以看到政府的防疫作為的確獲得正面的溝通成果。
其次,在防疫點日記研究中,無論隔離者、一般人,多數參與者都認為資訊相當公開透明,顯示政策傳達是有效的。
第三,研究也分析參與者和衛福部臉書的互動情形。留言關鍵字多數是正面,謝謝高居榜首,互動形式也以按讚、笑、愛心等居多。
以上綜合來看,防疫政策確實達到有效的溝通。
台灣的防疫策略是特例嗎?類似做法移植到其他文化脈絡,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目前看來,很多做法應該是共通可行的。
比如邊境管制,許多國家後來陸續採行,但如果初期就開始執行,防疫效果可能更明顯。口罩徵收、統一配發政策,也有安定民心的效果,降低物資缺乏的集體恐慌心理。另外,包括政委唐鳳協調的數位應用政策,提供大家即時資訊,這些都能參考、挪用。
廣義來說,我認為多數政策應該都能被複製,差別只在於政策施行的時間、強度。某些措施越延遲開始,效果就不如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