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重建龍匣口庄的公衛生活樣貌！等待解答的木匣墓葬…

走進羊腸小徑，經過母樹園、果樹園、花卉園，最終走到苗木栽培試驗的園圃，一路上空氣清新、幅員廣闊，青鬱草地上種植著各形各色的苗木，依傍在一片蔚藍池水旁。更遠處是紅磚砌成的臺灣總督府臺北病院（今臺大醫學院），殷紅外牆聳立於地，象徵公共衛生、清潔秩序。

這是臺北新高堂發行的臺北苗圃明信片上的風景，即今日的臺北植物園，讓人一窺 1900 年代初臺北城南一帶在日本統治下的面貌。除了明信片上靜謐美麗的畫面外，我們尚可閱讀更多文獻、追索時間軸線，補足明信片之外的歷史故事。

該片土地在清領末期至日治初期稱為「龍匣口庄」，最早是平埔族「了阿社」的居住地，而後漢人逐漸移居此處。至 19 世紀末，來自福建泉州的漢人「武功周氏」收購多數土地，田地間散落著合院建築，也設置了灌溉水圳，並存在一大片安葬先人的墓地。

日治初期，考量龍匣口庄地理位置優越，臨近艋舺又接通臺北城和大稻埕，臺灣總督府因此陸續向周氏族人簽約購地，將之劃入臺北城市區計畫中。明信片中的大水池，即是過往數條水路交織匯集的大埤塘，而後形成臺北苗圃內重要的景觀造景。

大埤塘旁邊的通道，以及清代連接南門、古亭公館的官道，也在日治初期進一步整修拓寬，成為貫穿龍匣口庄、北接臺北城內的重要幹道。專賣局工廠設施、株式會社臺灣銀行行員宿舍、總督府製藥所官員宿舍等建設也逐一落成，使得進步都市的雛形浮現於城南街區。

更多隱藏在臺北植物園周遭地底下的祕密，直到 2015-2018 年在臺北捷運萬大樹林線施工預定地，進行考古搶救發掘才重現眾人眼前，特別是日本政府的公共衛生建設。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郭素秋研究員帶領的搶救考古團隊，發掘到不少日治時期的公衛設施，包括沿著臺北城界址構築的大型陶管污水接戶管路，陶管結構前後可以套疊，且為南北走向，能將污水排放至東西走向的砂岩排水溝，是臺北地下水道歷史的開端。

此外，大約在排水陶管下方 20-30 公分處，出土多個印有「臺北衛戍病院」的瓷碗碎片，顯示日本政府先蓋醫院，再展開下水道工程的先後順序。

現代醫療在城南紮根

公共衛生建設的率先展開，與臺灣亞熱帶氣候盛行的傳染病息息相關。如何控制瘧疾、鼠疫造成的極高死亡率，成為臺灣總督面臨的首要難題。

龍匣口庄離市區不遠，少了城市的喧囂、又不乏便利的交通，總督府遂選在今植物園西側建設了醫療院所，包括疫病隔離所「臺北避病院」、陸軍醫院「臺北衛戍病院」，以及 1903 年轉為財團法人組織的「臺北仁濟團」。三項醫療建設象徵著日本政府積極控制傳染病、強化公共衛生的統治方針。

考古過程中出土許多印有「臺北衛戍病院」字樣的白色瓷器，研究團隊比對下水道陶管結構的疊壓狀況，推測使用年代落在 1896 到 1901 年間。出土器物還包括多個帶有「臺北仁濟團」銘文的瓷器，該機構是進行醫療支援的財團法人，提供派遣護士及住院服務，比避病院、臺北衛戍病院晚些年出現。

各種瓷製的碗、碟、蓋、盤，為醫院提供給病人用餐的食器，多數產自日本兩大陶瓷產地：「瀨戶」（愛知縣）、「美濃」（岐阜縣）。碗蓋可以倒覆在碗上，確保碗內米飯的乾淨衛生。菜則另外以碟子、盤子盛裝，不會加在碗內，以免病患有些菜無法食用。

日治初期仍存在「等級制」，醫院會根據患者等級提供普通食膳或特別食膳，盛裝的食器也分成不同等級。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直到 1921 年 4 月 1 日，醫院才改為全面提供普通膳食，廢除施行十多年的等級制。

謎團重重的木匣墓葬

除了針對日人與臺人施行的「等級制」外，民間檢疫措施也存在極大的階級差異，植物園遺址出土的一座非典型木匣墓葬，似乎就透漏了當時瀰漫的緊張氣氛。

女屍的手掌壓在屁股下、膝蓋頂到胸口，以不自然的姿勢塞入木匣中，外表卻沒有明顯的傷口或槍痕。根據清大人類學研究所邱鴻霖所長的研究，人骨很有可能是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但郭素秋提出了另一種推測：女子可能是從避病院逃出，曝屍在墓地一段時日後，才由善心人士收入木箱、就近下葬。

當時的日本警官會率領醫師四處搜查，不管臺人是否罹患鼠疫，只要見到有病容的人即視為患者，就連周遭親友也會連帶遭到禁錮，令全臺陷入恐慌。

臺灣總督府醫學校講師倉岡彥助在文獻中指出，病患不乏奔逃至中國者，也有臺人隱匿患者、深夜偷偷埋葬死者，或將屍體投入水中偽裝成溺死、畫上刀痕偽裝成自殺⋯⋯種種方式只為了躲避警官的檢查肅清。

郭素秋觀察木匣人骨的出土位置，發覺此處在清代中葉至日治前期是一大片墓地，日治初期墓地附近增設了隔離傳染病患的避病院。再從屍身上穿著的西式四孔鈕扣服飾推測，死者可能是受到西化影響、經濟條件良好的漢人女性。

至於為何會草草收屍？郭素秋認為和日本政府的強制隔離、等差制的檢疫政策有關，逃離避病院的漢人女性藏身並死於墓地，等屍身腐爛到一定程度，其後可能被來掃墓的善心人士收屍於木匣中，埋葬於二公尺深的土坑中。

雖然直到現在木匣女屍的確切經歷還未有定論，但從郭素秋的推理，我們可以想見日治時期的殖民統治和公共衛生政策等的推行，對臺人生活習慣造成的巨大衝擊。

器物勾勒的新生活樣貌

植物園遺址還出土大量的日本製高級生活用品，應與臺北城南區一帶日本人居住地的歷史有關。大約在 1905-1915 年間，城南的各項建設已日趨完備，加上苗圃擁有優美的綠地，成為來臺日本人優先考量的生活區域。

出土的器物側面勾勒了日治時期的常民生活樣貌，包括以素燒、施釉等工藝製成的化妝瓶硬陶罐、硬陶杯及杯蓋等器具。另還發現招財貓、力士與七福神瓷偶、瓷調色盤等富含日本文化元素的精美工藝品，以及早期刷牙用的牙粉盒，顯示當時的人已開始注重口腔衛生。

值得一提的還有玻璃製品的出現，遺址中發現了形形色色的藥瓶、牛奶瓶、資生堂保養品容器等。清領時期的臺灣人主要透過貿易取得玻璃，直到日治時期，臺灣本土才陸續出現日人、臺人成立的玻璃工廠。製作玻璃器具的技術也漸漸進步，改善了原先玻璃壁面厚薄不均、瓶身歪斜、氣泡混入瓶中等狀況。

出土器物中還有兩件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紀念瓷盤，紀念 1904 年日俄戰爭勝利。

下圖左邊的紀念盤以銅板印刷法製作，口徑 126 公分，產地源自瀨戶美濃，瓷盤上面印有「萬歲」二字，還有旭日旗、三笠號戰艦、青海波紋、十六葉菊紋及五三桐花紋等精美圖案。三笠號戰艦以奈良縣的三笠山命名，由英國造船廠施作，耗時 3 年、斥資 880 萬日元，是日本現代化的重要象徵。

右邊的紀念盤則由銅板轉印，口徑 108 公分，是鈷藍色的青花瓷碟殘件，產地同樣源自瀨戶美濃，上頭印有今日少見的日本旗蒸汽船主題。

植物園東南側有「南菜園」日式住宅群，第 4 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私人宅邸就位於此處。郭素秋推測，這兩件磁盤可能是兒玉源太郎所有，他曾身兼日本文相（國務大臣）、陸相（陸軍大臣），更在日俄戰爭中受命為參謀長。

有趣的是，日俄戰爭期間，軍隊徵收往返臺灣、日本的運輸船，臺灣官民深感不便，因而號召群眾募資造船。據說募資情況良好，還有剩餘資金可轉入《公共衛生費整理規程》的項下，成為建構早期自來水與公共住宅的基石。

「若沒有植物園遺址的考古理解，對日本統治前期的近現代樣貌，可能會缺少幾塊重要的拼圖。」訪談尾聲，郭素秋為本次考古發掘下了總結。這些重要的理解，是研究團隊結合考古發掘、史料、古地圖相互比對爬梳而成，為了解日本殖民勢力對臺灣的影響提供嶄新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