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時代的生意經：政權轉移下，府城商人如何韌性突圍？

隱身廟裡的傳奇商人團體

「頭家、頭家娘，今仔日欲買啥？（今天要買什麼？）」走進人聲鼎沸的菜市場，攤販此起彼落的叫賣聲，展現「生理人」靈活的「交陪」（交際應酬）身段。在市場中心座落著香火鼎盛的「水仙宮」，創建於清康熙年間，至今已有 300 多年歷史。

水仙宮如今隱身在熱鬧的市場中，但最初此地可是鄰近大海，一旁的五條港是商船進出府城的門戶。商人集資建廟、主祀水仙尊王，祈求平安航渡黑水溝。

府城的廟宇不僅用來祭祀神明，還經常兼作商人團體的集會所，水仙宮更是赫赫有名的「三郊」總部所在地。

長期研究清代商業史的林玉茹，至今仍持續探索「郊」的發展與流變。這是一種由府城商人開創的商會組織，據傳因通商口岸位於城鎮「郊外」，商人因而以「郊」自稱；但林玉茹認為，「郊」應該是取自「交易」的閩南語「交關」、「對交」。

光是在府城就有 20 多個郊，其中勢力最強盛者非三郊莫屬，亦即「北郊蘇萬利」、「南郊金永順」、「糖郊李勝興」，他們多數從事糖和布疋的進出口貿易。

最早成立的「北郊」，是由乾隆 28 年（1764 年）來臺的臺灣府知府蔣允焄催生。清代長期存在官商共利的情況，許多公共工程需要民間商人一起出錢出力。蔣允焄找上府城最有錢的糖商，由其組成北郊，負責港口的清淤工作。

至於三郊合稱的出現，應與海盜蔡牽有關。大約自嘉慶元年至 12 年（1796-1807 年）蔡牽的船隊在臺灣沿岸橫行，北郊、南郊、糖郊因而組成三郊，好團結抵禦外敵，其後發展成坐擁龐大廟產與公產的組織。

三郊成員會透過擲茭或抽籤方式，選出每年執掌業務的爐主。使用的公款，主要來自每艘出航商船的「抽分」（船稅、貨物稅），用在修建寺廟、辦祭祀活動、官府交辦的築城牆業務，以及地方上的造橋鋪路等公共事務。

然而，百年繁華仍不敵大環境的變化，隨著臺江內海與安平港日漸淤積、抽分轉由官方收取釐金（註 1），特別是日治初期眾多郊商返回中國，都讓三郊逐漸沒落。

直到 1898 年，總督府在調查臺灣工商發展情況後，認為臺灣與日本的商場生態不同，不適用日本的《商業會議所條例》，因而決定臺、日各自成立商業團體，讓三郊有了復甦機會。

日治時期的三郊，又名「三郊組合」，彷彿一位穿上現代新衣的百歲人瑞，在引進現代組織架構、擔當起在地紳商與日本政府溝通平台的同時，也透過旗下寺廟的宗教儀式，維繫商人與社會的關係、活絡地方經濟。

新時代三郊的轉變，深受第一、二任組合長王雪農、許藏春的影響，林玉茹發現，他們分別為「親日派」與「祖國派」商人，兩人雖然立場不同，但都是白手起家逐步爬升為商人代表，更徘徊在中、日勢力之間，為其事業與家族發展布局。

許藏春的跨海雙元家庭

祖國派的商人代表是來自福建泉州晉江的許藏春（1853-1919 年），林玉茹談起從許家媳婦王綉媛女士口中聽到的故事：

1962 年 10 月，在熙來攘往的神農街上，一位來自菲律賓的華裔老婦人正四處打聽三郊爐主許藏春後代許炳煌的下落。在左鄰右舍的協助下，終於見到許家第三、四代成員。

老婦人不是別人，她正是許藏春的女兒許桂治。她的到訪，讓早已淡忘祖先來歷的許家人，重拾往日記憶。當林玉茹來訪時，他們拿出一疊疊老照片、日治時期戶籍謄本等文書資料，揭開一段塵封已久的家族故事。

許藏春的生命史，就像眾多從福建來臺經商者的縮影。1871 年，許藏春渡海到北勢街（今臺南神農街）的景祥行當學徒，費時 7 年工夫，從雜役升任帳房，最終成為如同總經理的家長、當事，代理店主總理商行營運 30 多年。

1879 年，景祥行已成為三郊中有資格抽籤當爐主的 28 間商行之一，營業項目以砂糖貿易為主，也經營薑黃、胡麻、龍眼、進口商品布的買賣。1907 至 1911 年，許家應已累積一定財富，陸續購買 4 艘帆船，跨足航運業。

最吸引林玉茹的是，許藏春在清、日政權轉換後，對於家族及事業布局的改變。

儘管他在臺灣娶妻生子，仍將親生的四子一女、一名臺灣養子都送回福建養成，兒子長到 10 歲左右才接到臺灣學做生意，結婚對象也全是故鄉晉江的女子。

在日本統治臺灣之前，福建商人家庭大都以此模式頻繁往來兩岸，但到了日治時期，他們被迫面對兩岸分屬不同國家的國籍選擇問題。

翻開許家在日治時期的戶籍謄本可發現，許藏春登記 1894 年 1 月 1 日從福建晉江「寄留」到臺南，妻子及次子以下家屬均隨他寄留，並一起入日本籍。只有長子和長女沒有入籍，可能是遵循漢人傳統，留在故鄉延續香火。

林玉茹推測，許藏春之所以不急著返回中國，或許和他的外商貿易經驗有關。景祥行曾擔任英商唻記洋行（Wright & CO.）的代理行，他可能因此有機會了解國際情勢，不像傳統的華商，對日本的認知還停留在野蠻的「倭寇」形象。

另一項誘因是，日本政府規定，如決定回中國，必須將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給日本公民；但選擇入日本籍，則可免除釐金、落地稅等賦稅、享有治外法權，還能進入中國內地從事商業活動。

隨後不久，清朝又於 1909 年制訂國籍法，採取血統主義，承認在中國置產或海外與中國有血緣、文化關係者可取得國籍。

然而，1910 年代以後，越轉越快的日本殖民體制巨輪，讓許藏春逐漸感到格格不入。在擔任三郊組合長期間（1903-1918 年），他相當重視旗下廟宇的祭祀活動，表現出對中國舊慣習俗的擁護，卻也遭到日本政府與部分紳商的批評。

隨著破舊立新政策擴及全臺，普渡建醮儀式的豪華排場，在殖民政府眼中成為鋪張浪費、妨礙社會進步的陋習，許藏春從傳統宗教風俗獲得的慰藉正一點一滴流失。

也差不多在此時，他開始規劃讓次子許恭默繼承在臺灣的產業。例如 1911 年，他改以恭默的名義購買帆船。1914 年 9 月，恭默正式獨立分戶，且不再加註寄留，並於 1916 年 2 月，向政府補登記結婚，讓妻小取得日本國籍。恭默的長子許炳煌也不再送回福建養成，而是就讀臺南第二公學校，徹底融入日治臺灣社會。

1917 年 10 月，許藏春以訪問親戚為由回鄉，從此告別臺灣。雖然他透過畫像、題字與兩岸的金華府，試圖凝聚家族的向心力，但隨著許家長輩的離世、中日關係的惡化，兩岸的許家人慢慢斷了聯繫，一個典型的「跨海雙元家庭」最終在臺灣落地生根。

來自打狗的臺南首富王雪農

許藏春代表的是三郊中的傳統商人勢力，那麼追求現代化發展的親日派代表便是王雪農（1869-1915 年）。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大批府城紳商舉家遷回中國，在此動盪時刻，王雪農卻反向操作。他趁機從日本橫濱回臺，一舉進軍府城創業，成為權傾一時的臺南第一富紳。

「糖」是臺灣在清代與日治時期最重要的出口品，打狗地區是當時糖產量最多的地方，其次則是府城所在的安平縣。由於土壤的差異，打狗糖的顆粒粗大、結晶較多，整體品質優於質地較細的安平糖，深受日本市場喜愛，反觀中國市場則偏愛安平糖。

自 1880 年代起，打狗糖幾乎全部輸往日本，在盛產時節，打狗與橫濱之間設有定期輪船往返，讓打狗商人很早就有前往日本經商的經驗。其中經營最成功的當屬陳福謙的順和行，以及後來取而代之的陳中和的和興公司（註 2）。

陳福謙、陳中和、王雪農都來自打狗苓雅寮（今高雄苓雅區），兩人打下的基業成為栽培王雪農踏入商界的起點。

1883 年，13 歲的王雪農進入順和行學做生意，僅僅兩年就被派往橫濱的順和棧擔任記帳。1890 年，年僅 20 歲的王雪農升任副總經理，升遷速度之快可見得他深獲老闆陳中和的賞識，這也奠定了兩人之後各據山頭、仍攜手合作的情誼。

1895 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陳中和因受府城抗日義軍首領劉永福指派捐助金錢、米穀，暫時逃往廈門避難，於是請王雪農從橫濱回臺灣，代他管理和興公司，並幫助日軍探查敵情、調度軍糧與薪炭。

由於親眼目睹明治維新如何讓日本脫胎換骨，兩人選擇以正面心態看待日本對臺灣的統治。

長年旅居日本、出差香港的經歷，也讓他們學到日本的商業倫理、英國的公司制度。例如以「公司」為新事業體命名、股東人數至少 7 人，並明確區分經理人、出資人，擺脫傳統以家族資源為中心的經營模式。

此外，陳中和也效法日本財團，讓表現優秀的資深員工王雪農，可以前往臺南自立門戶，於 1896 年 12 月創立「德昌公司」，聯手囊括南臺灣的糖業貿易市場，造就了明治時期「打狗陳中和，臺南王雪農」的局面。

兩人也勇於嘗試新式事業。以銀行業為例，在多數臺灣人還不認識銀行時，他們已懂得運用銀行來交易或融資，以便貸款給製糖業者。由於深知銀行對現代公司營運的重要性，當王雪農得知臺灣已有設立銀行的法源依據時，便開始積極策劃屬於臺灣人的銀行。

1902 年 11 月，王雪農擔任發起人，向總督府提出申請，規劃成立 10 萬元資本的「臺灣農商銀行」，提供農商業者金融疏通服務。

剛開始被總督以「時機尚早」否決，後又因日本本土小銀行弊端多，大藏省不准設立資本少於 50 萬的銀行。王雪農不斷向官員遊說、依政府建議多次修改細節，終於在 1903 年 9 月獲准設立，可說是第一位創立現代銀行的臺灣企業家。

1914 年 4 月，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授與王雪農紳章，且列名臺南廳第一號，使他成為名副其實的臺南第一豪富紳商。究其崛起原因，除了過人的經商天賦，也與他的個人魅力有關。

《臺灣日日新報》曾形容王雪農「處人和氣可掬，交易公平，在地諸商亦樂與之晉接」。他善用自己精通日語及日本文化的優勢，擔任日本政府與臺灣民眾之間的文化仲介。也效法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榮一，透過組織商工會來改善經商環境、建立商業網絡，確立其臺南商界領袖的地位。

王汝禎的臺商網絡新商機

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是否有其他商業模式呢？答案就藏在林玉茹近來研究的《長崎泰益號文書》之中。

長崎泰益號由出身金門的陳氏家族於 1901 年創立，經營海產乾物、藥材與雜貨的配銷。從俄羅斯海參崴到泰國曼谷都有生意往來，光是臺灣就有 900 多家商號曾與其交易。

在日治時期，臺商若直接從中國進口商品，需繳納的稅金高於從長崎轉運來臺的費用，因而形成透過旅日華商泰益號居中取貨、報稅，再重新包裝、運貨來臺灣的「華商網絡」交易模式。

金義興號是與泰益號頻繁通信且長期往來的臺南商號，行主王汝禎（1880-1953 年）有兩個出名的兒子，長子王育霖是第一位在日本任職的臺籍檢察官，在 228 事件中不幸失蹤；次子王育德是臺灣民權運動家，著有名作《苦悶的臺灣》。

王汝禎出身臺南的科舉世家，進入日治時期後科舉路斷，他因家貧只能放棄學業，到姨表親戚經營的和源商號，從小學徒學起。

1902 年，他在城市邊緣的東門町大人廟街（今臺南東門圓環一帶）開設金義興號；隨著事業蒸蒸日上，1920 年代搬至市中心的本町（今臺南民權路二段），躍居南臺灣海產雜貨巨擘。

這時的臺商已會講日語，不需透過泰益號就能直接跟日商談生意，再加上泰益號組織本身的惰性—送來的貨物在品質、價格與包裝上問題一堆，海產因路途遙遠、包裝不良，送到臺南時已臭酸，種種原因都讓過往依賴華商網絡的模式逐漸崩解。

王汝禎似乎從中嗅到商機，在商品開發上，他積極拓展「藍海」市場，看到很多人在賣鹹魚，他就改賣魷魚、蠑螺等獨特海鮮，由合作的日本會社製作成罐頭，再印上「義」字商標獨家販售。

自 1910 年代起，他更與在神戶開設怡利公司的好友蔡炳煌聯手，逐步建構屬於臺南商人的臺日貿易網絡。到了 1928 年，他看準高雄港作為南臺灣第一大港，選在港邊的新濱町合資成立利興公司，擴大經營環東亞網絡的海產雜貨貿易。

林玉茹從許藏春、王雪農、王汝禎的經商之道，看見臺灣商人骨子裡繼承的冒險、創新性格，只要有本事人人都可以當「頭家」，這也是臺灣誕生許多中小企業的原因。

從全球史脈絡來看，海島環境讓臺灣周旋在不同政權之間，商人在適應不同語言、文化與制度的過程中，也養成順應情勢、迅速反應的韌性，成為驅動臺灣企業走向全球的關鍵力量。

註 1：「釐金」是晚清開始針對商人與貨物徵收的商業銷售稅，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劉銘傳擔任臺灣巡撫期間，將原先由商人包辦的商船貿易「抽分」改由官府直接收「釐金」，導致三郊的收入大減、商人參與團體事務的意願降低。

註 2：陳中和原為陳福謙的員工，17 歲就被委以重任，負責押運砂糖到橫濱販售，其後在橫濱經營分公司順和棧，直到 1882 年陳福謙去世，才回臺發展。1887 年陳福謙家族分家，陳中和招攬陳福謙家族成員，合資成立和興公司、接收橫濱順和棧，經營日本、中國、香港之間的進出口貿易。1890 年時，他已控制鳳山縣糖產區一半以上的糖貨，成為打狗最重要的糖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