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還是不告？大規模調查揭開台灣人內心的「紛爭計算機」

如果你剛買不到兩天的昂貴手機突然壞了，店家卻堅持是人為損壞、不肯退換；或者樓上鄰居半夜開運動會讓你徹夜難眠，幾次敲門溝通卻收效甚微。在那種血壓飆升的時刻，你會怎麼做？

第一時間閃過的念頭，可能不見得是哪條法律規定，而是腦中一個「紛爭計算機」飛快運轉：告他我會贏嗎？要花多少律師費？上法院要拖多久？如果最後只賠幾千塊，我是不是乾脆吞下去比較划算？

這種在「爭口氣」與「省麻煩」之間的掙扎，正是我們在處理衝突時的實際寫照，但每個人的紛爭計算機算出來的結果不盡相同，這背後有沒有什麼規律或邏輯？中研院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陳恭平、合聘研究員林常青共同出版的專書《台灣人民如何處理紛爭？》就提供了絕佳線索。

這本書以 2011 年的「台灣人民法律紛爭解決行為模式的實證調查研究」為基礎，研究團隊對全台 5,601 位民眾進行面訪調查，記錄下超過 2 萬次衝突中的真實選擇，畫出一張台灣人如何勾勒衝突處置路徑的思維地圖。

談到研究的初衷，陳恭平表示：「我們的生活中存在各種紛爭，但實際進入正式訴訟程序的不到 5%。也就是說，法庭上的訴訟資料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希望跳脫冰山頂端，用系統性的方式，去探尋並描繪水面下那 95% 沒被記錄的實況。」

台灣人紛爭特別多？我國首次大規模紛爭調查

水面下的都是些什麼樣的紛爭？為什麼沒有進到法庭？後來如何解決？還原這張隱形地圖，就能找出民眾最真實的法律需求，為司法制度提供科學實證的地標，讓制定政策時能夠更精準地優化流程、配置資源，甚至減少紛爭的產生。

事實上，許多法治成熟國家都曾針對「紛爭處理」進行過大規模的調查研究，藉此作為司法改革的導航，但台灣在這方面幾乎是一片空白。因此，從 2007 年起，研究團隊啟動了一場長達 4 年的縝密規劃，投入最高規格的資源，設計出屬於台灣的紛爭解決行為模式調查。

為了精準測繪這座冰山，研究團隊在 2011 年，動員了 99 位訪員、走訪全台 58 個鄉鎮縣市，藉助電腦輔助系統，進行數千次深入且複雜的面對面訪談，確認受訪者在近 5 年內是否曾遇過糾紛。若有，則由訪員帶領受訪者回顧糾紛發生、交涉到解決的完整過程。

最終，在 5,601 位受訪者中，有 3,169 人曾在近 5 年內遭遇糾紛，比例高達約 57%。這個比例，在全球所有類似主題的面訪調查中，幾乎是最高的。例如同為亞洲國家、同屬歐陸法系的日本，在 2005 年的調查就只有 19%，差距懸殊。這是否意味著，台灣人相對更容易捲入麻煩事？

林常青提醒：「跨國比較很有趣，但在比較時，必須謹慎地確認比較基準是否相同。」舉例來說，各國問卷對於「什麼算糾紛」的定義（如事件嚴重程度、回溯時間長度等）並不一致，對於受訪者的篩選標準（如社經地位、年齡區間等）也有所不同，這些差異都可能對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為了避免掉入這些陷阱，除非是比較可信或重要的情況，否則我們通常不輕易進行跨國對比。」林常青說。那麼，就將目光轉回台灣吧！透過這 3 千多份記錄了真實糾紛的答卷，研究團隊究竟看見了什麼呢？

地雷區在哪？糾紛的遭遇率與普遍率分析

我們先來看看台灣人最常遇到什麼類型的麻煩。

調查顯示，若以「遭遇率」（incidence，指 5 年內至少遇過一次的人口比例）來看，最常見的三大類問題分別是：事故意外（25.92%）、購買商品服務（24.68%）、鄰居相關（20.24%）。這顯示意外事故和消費糾紛，分別都有 1/4 左右的台灣人曾遇過。

但因為一個人可能遇過不同類型的紛爭、或是同類型紛爭碰上很多次，所以我們還可以觀察「普遍率」（prevalence，指該類紛爭占所有衝突次數的比例），這時的排名就略有變化：

在總計 20,472 次的紛爭紀錄中，「鄰居相關」的發生率衝上榜首，占了總次數的26.81%；其次是「購買商品服務」（24.36%），第三是「工作場所相關」（13.98%），「事故意外」（13.3%）則掉到第四。這顯示鄰里間的摩擦（如噪音、漏水、停車）雖然不見得每個人都會遇到，但一旦遇上了，往往會反覆發生、糾纏不清。

誰是紛爭磁鐵？個人社經背景分析

這份調查除了列出最常爆炸的雷區，也描繪出當事人的輪廓。調查發現，紛爭找上門不只是運氣問題，還與個人的社經背景息息相關。

首先，在性別上，男性遭遇紛爭的比例略高於女性，但把紛爭類型拆開來看，兩性則各擅勝場。女性在「購買商品服務」、「家人親戚」、「鄰居相關」的紛爭比例較高；男性在「事故意外」、「金錢借貸」、「政府相關」等類別上領先。這樣的分布可能與傳統性別分工中「男主外、女主內」造成的經濟參與和社會活動領域差異有關。

此外，教育程度與居住區域也扮演了關鍵角色。數據清楚顯示，學歷越高、或是居住在都會核心區域的人，遭遇糾紛的比例也越高。這並不難理解：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人通常參與較多經濟活動，而居住在擁擠、高互動頻率的都會中心，腦中那台紛爭計算機被摩擦啟動的機會也自然隨之增加。

然而，在這些符合直覺的規律之外，研究團隊卻在「年齡層」的分析中，看見了一個出人意表的結果。

照理來說，年紀較長者擁有豐厚的社會經驗和經濟能力，通常有較多人際接觸及財產處置的機會，理應比年輕人更常捲入紛爭。但數據卻揭露，21 至 29 歲的年輕人，才是全台灣最容易遇上麻煩的族群。這個反直覺的發現引起了研究團隊的深度關注。

「這是一個重要警訊」陳恭平解釋，年輕人還在唸書、或初入職場，剛開始接觸社會上的一切，像是購物、租屋等，正處於大量「法律關係初體驗」的時期。但在這碰撞最劇烈的階段，他們同時也是最缺乏資源和經驗的一群人，正因如此，年輕人在「繳學費學經驗」的過程中，更常捲入糾紛。

你是高衝突體質嗎？

調查中還發現一個特殊現象：有超過 12% 的受訪者，5 年內遭遇過 10 個以上的問題，其中甚至有人超過 100 個，堪稱「紛爭磁鐵」。兩位作者認為，他們或許是面訪調查最希望能幫上忙的一群人。

歸納這群人的背景，可以找出顯著特性：他們通常社會網絡規模大、教育程度高、就業率高、家庭收入高。此外，單身者和 39 歲以下年輕人的比例也明顯較高。

林常青表示：「要釐清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些人特別容易遭遇大量紛爭，並非易事。因為條件之間會互相關聯，例如收入與教育程度有正相關、年輕人的未婚比例較高等。」

對研究者而言，這群「高衝突體質」的人群，是司法與法律扶助制度在未來優化時，非常值得深究的對象。

紛爭處理金字塔：層層篩選的過濾器

如前所述，真正用打官司來解決的紛爭，其實不到 5%。此處出現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現在這 5% 的案量就已經造成法院積案如山，要是水面下那 95% 的紛爭全部湧入，司法體系豈不瞬間崩潰。

這正是研究團隊最想揭開的謎底，人民如何決定用什麼方式處理紛爭？為什麼這麼多衝突，最後選擇不進入法院？沒走司法程序的糾紛，最後能獲得妥善的處理嗎？找出上述答案，將為調解、仲裁、訴訟等衝突解決機制的優化，找到更清晰的方向。

透過追蹤 2 萬多件衝突的處理路徑，研究團隊繪製出一座「紛爭處理金字塔」，揭露了台灣人處理衝突時近乎一致的行為模式。

當糾紛發生時，近 8 成的當事人會嘗試跨出第一步，親自與對方接觸、理論或交涉。然而，一旦初步溝通碰壁，大腦裡的紛爭計算機便會開始精算投入成本與預期回報。此時，願意進一步尋求專業意見的比例隨即大幅驟降，僅剩約 23%。這種層層過濾的精算結果，導致最後只有很少的案件會真正啟動訴訟程序。

「大多數的委屈在抵達法庭門口前，就已經在金字塔中、下層被消化掉了。」陳恭平分析，當人們發現打官司的費用與時間成本，遠高於勝訴後預期的獲益時，腦中的計算機就會喊卡，讓當事人決定私下和解、調解、或是最無奈的自認倒楣。

錢能解決的都是小事？金錢是最強潤滑劑

儘管進法庭的紛爭不多，但「調解制度」卻展現了意想不到的高效能。一旦紛爭進入調解程序，成功和解的比例高達 6 成，且當事人的滿意度相當高。這顯示當雙方腦中的計算機算不出共識時，第三方中立機制的介入，確實能化解僵局。

而且，不同於歐美國家經常出現天價求償金、然後雙方瘋狂議價，台灣人的索賠與和解都非常「客氣」。在涉及金錢的糾紛中，有 7 成是以要求金額「等於」和解金額作結，且和解金額的平均數還高達要求金額的約 90%，很少發生事主漫天喊價的情形。

這種「差不多就好」的理性默契，讓「金錢」成為最終極的潤滑劑。數據顯示，只要是錢能解決的問題（如損害賠償、債務），達成和解的機會顯著高於非金錢糾紛。衝突被量化之後，紛爭計算機就容易算出雙方期待的平衡點，大部分紛爭都能在半年內順利落幕。

反之，「土地／房屋」或「家庭／親戚」等糾紛，前者爭議金額龐大、後者則涉及無法金錢量化的情感尊嚴，使得這兩類案件成為最難處理、也最容易上法院解決的類型，處理起來也格外曠日廢時。

經濟與法律的交會：數據背後的行為決策邏輯

如果我們只看法院裡的判決書，前述這些紛爭數據幾乎都不會進入視野。也正因如此，這場大規模調查才顯得格外重要，它讓我們第一次比較完整地看見法庭之外的衝突樣貌，也展現了「法實證研究」的價值，其核心問題其實很簡單：

這份調查，將經濟學的行為模式分析與法律學的規範視角深度結合。多數傳統法律研究著重邏輯思辨與文意演繹，但若要掌握法律實施後的真實情況，就是實證研究的強項了。

陳恭平強調，實證研究透過大規模的數據觀測與事實描述，能捕捉法律在現實情境的適用結果，包括預期中的成效、預期外的副作用；這對於讓法律得以真正落地、為司法改革提供錨點，做出它的貢獻。

他舉了一個經典案例：美國曾推行過「三振法案」（Three-strikes law），罪犯的第三次犯罪，將會面臨非常嚴酷的處罰，初衷是希望用嚴刑威懾、遏止累犯。但實證研究卻發現，當罪犯面臨第三次犯罪時，反而會犯下更嚴重的罪行。

這就是經濟學犀利的地方：它看穿了法律背後的「誘因機制」。對慣犯來說，第三次犯罪要付出的邊際成本已趨近於零，多殺一個人刑罰不會更重、卻有滅口的效益，結果就是不殺白不殺的決策。

如此既符合經濟學中的「邊際效應」邏輯，也是立法者單從邏輯推演中不易看見的副作用。該案例提醒了研究者，不能只靠直覺或零星觀感設計制度，而應讓數據說話，讓法制建立在堅實的事實基礎之上。

飛速變遷的社會，與時俱進的研究

不過，這項研究的基礎畢竟是 2011 年的資料庫，15 年過去了，台灣的社會樣貌已大幅翻新。林常青認為，雖然一個社會處置紛爭的「文化」通常在短時間內不會劇烈偏移，但數位科技的發展確實為紛爭計算機帶入了新參數。

若在此刻再次啟動面訪調查，必須將社群與傳播的變遷納入考量。例如，當代的「網路審判」與「爆料文化」已成為新型態的談判籌碼；民眾在私下談不攏時，可能會選擇將糾紛訴諸輿論，尋求非正式的第三方介入，而非傳統的法律諮詢。

此外，隨著 AI 法律諮詢的興起、甚至國民法官制度的推行，台灣人追求正義的路徑與法意識是否產生變與不變，都是頗具價值的研究課題。法律不只有冷冰冰的條文，也包含每個人在面臨委屈時，腦中那台計算機不斷跳動的數字。

陳恭平對未來的研究者寄予厚望，研究團隊已搭建好法實證研究的基礎架構，這份具代表性的資料庫仍是一座待發掘的寶庫，期待未來有更多年輕學者能接續這張「紛爭地圖」，從事研究中尚未觸及的理論鋪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