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不可承受之重──48 公斤的《史記》
文字載體古今對比,知識的「重量」不可同日而語。
中研院邢義田院士專精中國秦漢史,在研究生涯中有樣東西特別引發他的興趣,那就是當時的文字載體──簡牘。
簡牘由竹、木片製成,如用類型細分,「簡」又稱「札」,可書寫單行文字,長約 23 公分(漢代的一尺)、寬約 1 公分,厚不過 0.1、0.2 公分;「牘」則可寫兩行以上文字,長、厚度與簡相當。數枚簡用麻繩編聯在一起就成為「簡冊」。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三國,簡牘都是主要的文字載體。一直到西元 4 世紀左右,隨著紙張逐漸普及,佔空間的簡牘才慢慢被取代。不過在中國西北出土的簡牘之中,最晚甚至有到唐代還在使用的紀錄。
「一枚簡上,平均只能寫 38 個字。《史記》有 52 萬 6 千 5 百多字,算一算就知道得用多少枚簡。」邢義田出了一道數學題。
依據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簡冊來計算,平均一枚簡的重量是 3.5 克,超過 52 萬字的《史記》至少需 1 萬 3 千 855 枚簡,約重達 48 公斤,幾乎跟一袋水泥一樣重。其體積更是高達 28 萬 4 千 310 立方公分,約略等於一台冰箱,是紙本《史記》的 225 倍之多。
數學題不難,難的是古人要書寫、要留下文字紀錄,得克服多道關卡。
秦漢時期製作簡牘全靠手工完成,從砍竹子、樹木就地取材做起,接著還要經過去皮、裁切、水煮、火烤等工序,才能做出可以書寫的簡牘。
把文字謄寫上去,又是一項艱辛任務。兩漢魏晉時期的圖像記錄下古人一手拿簡、一手懸肘、腕書寫的模樣。然而,根據邢義田的考究與親身試驗,書手不可能每天維持這個姿勢,如何方便、快速、省力地完成工作是首要考量,「伏几案而書」應是日常情景。
此外,古人還會用許多小秘訣讓書寫工整,例如對照「標尺簡」或在簡側邊畫上墨線,都能讓文字與段落在穿繩成冊後,保持整齊美觀。順道一提,「冊」這個字,就是多枚簡編聯在一起的樣子。
簡牘出土!靜態文字揭示人群與文化的動態軌跡
簡牘的內容包羅萬象,上至皇帝詔書、部隊軍令,下至常民書信、商販帳目,這些竹、木片乘載著悠遠的歷史、也記錄了人們的生活。
20 世紀初起,大量的簡牘陸續從中國各地出土,累積至今已超過 20 萬件,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這些簡牘是誰寫的?為何要寫?寫了什麼?每個問題背後都有很多故事。
邢義田指出,簡牘記載的文字內容固然具備豐富研究價值,然而字裡行間的脈絡、文字之外的線索,卻是容易被忽略的珍貴細節。
「簡牘上的文字,是靜態的資訊,但當我們把『發掘地點』這個空間維度加進來,就可以觀察人群遷徙及文化交融的動態變化。」邢義田解釋道。
例如,西方史學界在英格蘭北部 Vindolanda 發掘寫有拉丁詩句的木牘,當中包含羅馬詩人 Virgil 的《農事詩》。這不僅是羅馬帝國曾佔領不列顛的明證,更揭示了軍隊帶去的不僅是武力,還有來自地中海的文化。
這些木牘上的詩句,如同歷史上一個個「點」,隨著征伐的足跡被串連成「線」,再經過後世學者深入研究,最終構築出一幅宏大的「面」。羅馬帝國在歐洲開疆拓土的歷史也跟著立體起來。
絲路上的經典篇章:漢代河西簡牘中的文化流播
邢義田認為,西方學界這個研究路徑,很值得漢字簡牘研究借鏡。因此,他對中國西北出土的漢代簡牘進行深入解析,同樣有許多精彩發現。
這些簡牘的出土地位處漢代的「河西四郡」,由東南向西北依序為: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位於今日的甘肅省及周邊地帶。
當時,這裡是荒涼險惡的邊疆重地,且與外敵接壤。漢武帝多次出兵征討匈奴,最終成功奪取河西走廊,打開通往西域的絲路之門。
為了鞏固邊防、開墾蠻荒,漢武帝實施了大規模的人口遷徙政策,將大批貧民、災民、乃至被放逐的罪犯遷徙至河西四郡。據史載,人數高達 70 餘萬!
除了大批來自中原的移民之外,河西地區作為絲路要衝,還有來自西域各國的使者、商人、教士穿梭交流,形成了一塊民族、語言極其多樣複雜的地帶。
在這個文化交匯點出土的簡牘,藏有許多文化流播的軌跡可循。
有的簡牘出自官署,如日誌一般的文字,記載了與西域各國的互動,有政治外交上的動作,也有經貿上的往來。透過這些官方的行政與軍事文書,可以更深入了解漢代的規章制度、政府組織與決策運作。
「不過,在那些看起來『沒那麼正經』的私人手記中,有時會呈現更生動有趣的文化面貌。」邢義田娓娓道來他的驚喜發現。
在漢代軍隊駐守地、西域古國遺跡出土的簡牘中,發現抄寫了習字教科書《蒼頡篇》段落的殘簡,另有多部儒學經典片段(如《論語》、《周易》、《春秋》等),還可見到占卜、相馬、曆法等方術記載,數量之大,不勝枚舉。
看來漢代士兵、西域居民在工作之餘,仍把握機會持續學習。漢代成年男子會利用到邊疆服役的時間學寫字;西域居民則透過學習漢文經典加深與帝國的連繫,漢文化因而隨著絲路在西域諸國流播。
解密簡牘請帖:發現佛教傳入中土的證據
此外,「宗教」的流傳更是一個重要發現。研究顯示,佛教在漢代傳入中原,從河西一帶出土的簡牘,就能窺見蛛絲馬跡。
舉例來說,在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的一枚簡上,就發現了一段神秘文字:
這是一封盛意拳拳的請帖呀!名為「譚堂」的主人恭敬地發出邀請,歡迎對方前來共享簡單酒水與音樂,日期與地點也以小字在左下方清楚標明。活靈活現的簡短文字,讓當時人們的社交生活躍然「簡」上。
然而,裡面的四個字「小浮屠里」吸引了邢義田的注意。「這不只是一個地名,用『浮屠』這個佛教術語來為聚落命名,暗示當時的敦煌出現了佛教信徒的社群。」邢義田說明。
這枚簡的年代推估為東漢初年,而要形成穩定的信仰社群,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邢義田據此推測,佛教可能早在西漢末年便傳入河西地區。此簡成為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證據之一,彌足珍貴。
簡牘為證!秦漢兩代已用「數字管理」治國
上述例子,讓我們看見簡牘在歷史研究中的獨特價值。仰賴傳統典籍來考證歷史,難免有其侷限,而這些出自日常行政與生活的史料,正好在歷史拼圖中發揮關鍵作用。
簡牘除了能印證文獻中的記載,有時還能補充細節,提供截然不同的視角。
舉例來說,邢義田從簡牘中找到證據,顛覆我們對西漢統治觀的認知。「我們都熟知漢武帝聽從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情況真的如此單純嗎?」
大量出土的簡牘顯示,漢代在政策規章的執行細節上,其實繼承了秦代「以法為治」精神。如湖北出土的「張家山漢墓竹簡」,其中的《奏讞書》記載了 22 則司法案件,當中以「逃亡罪」的質與量最可觀,顯示漢代以嚴密的「戶籍制度」控管私自脫離戶籍、任意遷徙者,而此制度正是一脈相承自秦代奠基的全民戶口登記制度。
漢代固然存在「春秋決獄」這類根據《春秋》義理來辦案的「法制儒家化」現象,武帝前的文景之治也確實省刑輕罰、與民休息。但整體來說,從大批簡牘史料中拼湊出的官僚體系、規章制度、法規判例,都可以看出漢代「制度化」程度極高,「獨尊儒術」可能是一種官方政權用來鞏固統治正當性的「大內宣」。
隨著邢義田對漢簡的研究不斷深入,這類有趣的發現層出不窮。例如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表示,中國數千年來缺乏「數目字管理」,但根據邢義田的研究,秦漢兩代在數字管理上其實做得相當出色。
「兩千年前的大帝國,沒有電腦、手機,卻能在遼闊的疆域內進行精確的人口統計、土地登記、犯罪紀錄和司法判決,並透過龐大的官僚系統將這些數據匯集至中央,讓班固寫進《漢書》中,想想真是不可思議!」邢義田忍不住讚嘆。
AI 來幫忙?簡牘研究可望再創新局
從簡牘記載的文字內容、到文字外的語境脈絡,就連簡牘作為一個「物體」,其材質、工法等諸多細節都值得深究,可說是秦漢歷史研究的素材寶庫。
近年來,不只在中國西北,長江流域也陸續有大量簡牘出土,這對於歷史學界來說,是個令人振奮的消息,但也同時引發學者們的感慨:「這麼豐富的素材,何時才能研究完?」
對於後繼的簡牘研究者,邢義田抱持熱切的期待。他認為,龐大的素材意味著無窮盡的研究課題,若持續深入,或許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為秦漢史打開令人驚豔的新局。更何況,隨著科技的進步,要消化這麼多資料,我們多了一些好幫手。
AI 技術的進步,讓古文字的辨識效率有了突飛猛進的提升!
邢義田興奮地表示,大英博物館已利用 AI 來拼綴楔形文泥版,並翻譯出上面的内容。另一個跨國團隊,也靠著 AI 解讀羅馬龐貝城中被熔岩碳化的古卷,成功辨識出超過 2 千個古希臘字母。
至於在中文的學術社群中,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簡牘整理小組釋讀出 12 萬字居延漢簡,近年更訓練 AI 從前後文脈絡推測難以識別的文字。
所有釋讀成果收錄在「簡牘字典—史語所藏居延漢簡資料庫」,當中具備影像字元自動標注、多圖像比較等功能,輔助研究者判斷簡牘間的相關程度,大幅提升「斷簡殘編」修復的可能。
隨著科技與學術的結合,我們正在加速揭開歷史的神秘面紗,但邢義田也不忘提醒,科技進步的速度太快,人類切勿在洪流中亂了陣腳,迷失「生而為人」的定位。
「新科技只是工具,當你能夠發揮『人』的獨特價值,就可以善用工具,而不用擔心被工具取代。」他如是說道。
在邢義田眼中,大數據再怎麼厲害,終究只是「已知」的匯集。對於「未知」的渴求與探索、永保好奇、不滿於現狀的精神,才是人類最可貴的特質。這也是他踏上學術之路的初衷。
追求未知的浪漫,用古老儀式向知識致敬
「其實我研究秦漢史及簡牘,多少有一點誤打誤撞。」邢義田以開朗的語氣侃侃而談他的學思歷程,我們彷彿看見 50 年前那位天性浪漫的史學青年。
邢義田一開始最嚮往研究的,是古希臘、羅馬歷史,那是他心中浪漫想像的寄託,荷馬史詩描繪的神話世界,充滿距離的美感,也吸引他飛往海外投入研究。博士論文更比較研究了羅馬奧古斯都與西漢劉邦,探討軍隊在王位繼承中的角色。
但在他學成歸國後,發現臺灣當時的學術資源,還不足以支持希臘羅馬史的深入研究,於是他轉而將目光投向秦漢史,這個同樣充滿魅力、且與西方古文明有異曲同工之妙的領域。
基於相同的熱情與好奇,邢義田開始對古老的簡牘產生研究興趣。揣摩古人在簡牘上寫下文字的情境與心情,讓他像是穿越時光隧道般,神遊兩千年前的世界。
為了更真切體驗這種心靈共鳴,邢義田做了很多嘗試。他實地走訪簡牘的出土之地,特地鋸了一段當地的胡楊木,感受木料的彈性、硬度與觸感。古人將彎曲木頭加工成簡牘的技術,讓他嘖嘖稱奇!
他更勤練書法,在仿製的簡牘上用隸書一筆一畫寫下文字。宛如回到那個書卷是奢侈品的年代,邢義田的研究室堆著一卷卷親手製作的簡冊,他用古老的儀式向知識致敬。
簡牘所展現的,不僅是兩千年前的文字紀錄,更是我們立足今日與過去對話的橋梁,透過靜默的木、竹片,我們聽見了那個時代的眾聲喧嘩。
如果我們此刻記錄下的隻字片語,也將成為千萬年後的人們用來窺視現代的窗口,那麼或許我們更該惕勵自己,用認真的態度對待每一段知識探究的歷程。正如簡牘上的文字在時光中重生,我們也會在跨越千年的對話中,成為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