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如何住進你的身體?口罩、個人杯、餐桌大轉盤

我們的身體如何「學習」衛生?

《寄生上流》裡,「氣味」是貫串故事的象徵,上流爸爸下意識露出嫌惡表情,窮爸爸卻怎樣也聞不到那股被厭憎的氣味。我們的身體是怎麼「學習」衛生?為什麼會不由自主產生噁心感?衛生又是如何悄悄嵌入了每個人的身體感覺,影響生活習慣與社會文化?「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雷祥麟研究員,他透過生活器具的追溯,探討衛生運動如何一步步改造個人的身體和社會文化。

你不知道的餐桌大轉盤

親朋好友圍坐大圓桌,熱絡交談、共享佳餚,這是辦桌和中式餐館最親切的風景。其中,有個物件發揮重要功能:餐桌上的大轉盤──我們不用麻煩旁人傳遞,也無需橫跨大半個餐桌,只為了夾一道菜。

這項方便實用的器具行之有年,但你或許萬萬想不到,20 世紀以前中式餐桌上根本沒有這種轉盤,它的誕生和「防疫」有關!

餐桌大轉盤最初發明於 1915 年,發明者不是餐館大廚或新銳設計師,而是中國公衛專家伍連德,他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推動「戴口罩防疫」的創始先鋒。

餐桌轉盤為何與防疫有關?公衛專家又是如何腦洞大開,既發明防疫口罩,又設計餐飲用具?故事得從 20 世紀初期一場瘟疫大戰說起。

人人戴口罩防疫,由他開始

1910 年底,一場嚴重大瘟疫在中國東北爆發,「先發燒,次咳嗽,繼而吐血,不敷日即身死。」疫情迅速從哈爾濱蔓延整個東北,奪走了 6 萬多人的性命。

直到醫官伍連德坐鎮東三省後,疫情終於有了轉機。他排除眾議,斷定這場瘟疫並不是老鼠引發的「腺鼠疫」,而是經由飛沫傳染的「肺鼠疫」。因此,伍連德將外科手術口罩重新改良製作為防護配備,並下達指令:醫護、病患家人、清潔工等可能接觸者一律配戴口罩。這項史無前例的防疫創舉,立即引來排山倒海的質疑……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圖│Institut Pasteur/Archives Henri Mollaret,universityl pf cambridge
伍連德是近代第一個改良、宣導配戴口罩的公衛專家,「伍式口罩」成為滿州鼠疫的防護標誌。這場瘟疫之戰也讓他獲得諾貝爾提名,成為華人史上第一人。
圖│Institut Pasteur/Archives Henri Mollaret,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這一幕很是眼熟,過了百年,戴不戴口罩依舊是人們對抗 COVID-19 的爭議焦點。今日面對歐美「寧戴手套不戴口罩」的疾病文化,已有各式分析討論,但百年前,口罩又為何會引起公衛新秀與前輩大亂鬥?

關鍵是:對疾病的知識認知。此前,全球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剛剛停歇沒多久,為了打擊鼠患,香港甚至大規模進行城市清潔,因此滿州鼠疫一爆發,公衛權威(例如印製在日本鈔票上的北里柴三郎)便全力鎖定捕鼠、滅鼠。戴口罩防疫?簡直荒唐!

直到突破性的醫學觀點(新型鼠疫會透過飛沫而人傳人)出現,改變了人類的疾病想像,新的防疫手法才隨之誕生。

衛生,即是改造出「文明的」身體

「滿州鼠疫後,衛生運動開始針對個別的『人』。」雷祥麟進一步分析:「對疾病的科學新知,除了決定當下的防疫措施,還會改變人們對『危險』的想像和感知。」

敵人不只是老鼠,還可能是鄰人。

衛生行動不再只聚焦於公共環境,整頓垃圾、消滅老鼠或瘧蚊,更關切控制每個人的行為、習慣,改造出一種「衛生」的文明身體。

於是,公衛專家的目光慢慢移向了身體行為,關注人們的行為舉止、活動交際、生活習慣,我們身體的衛生文化開始悄悄被改變。

今日的我們也有相似經驗。 COVID-19 爆發後,咳嗽清嗓、摸臉揉眼等身體小習慣,瞬間成為防疫大敵;新奇冷知識,人每天不自覺碰臉 20 次以上,也突然晉升實用重要的防疫提醒。

我們的「身體習慣」被劃入警戒觀察區,怎麼用餐、社交距離有多近、什麼情況下和他人親密接觸……,一個都不能漏掉。

餐桌轉盤、個人杯,「個人化衛生」住進身體裡

當身體成為破口,改造就是義務。然而,要一個人戒菸尚且困難,集體的身體習慣,要如何重新形塑?

伍連德把腦筋動到了生活器皿,設計出「衛生餐檯」──今日的餐桌轉盤。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防治。圖│iStock
想像得到嗎,20 世紀以前華人餐桌上並沒有這種大轉盤,它的誕生其實是因為肺結核的防治。
圖│iStock

1920-30 年代,肺結核是中國頭號大敵,染疫者眾多。公衛專家認為根源來自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例如傳統家庭喜歡同桌共食,叔伯舅父、姑姨嬸婆用自己的筷子,親切夾菜到彼此碗裡。當時,唾液被認為是傳播結核桿菌的凶手,「相濡以沫」的用餐習慣就成了公衛專家眼中的惡習。有知識分子激烈主張「非西式會餐不赴」,為了對抗肺結核,甚至提出廢止共食制!

然而,中式桌菜講究「大件」,全鴨、全魚烹調擺盤,若從此仿照西式個人套餐,很可能失去不少菜餚風味。可以想像,如果民初的「陳時中」果真以防疫之名,禁止中式合菜,美食家、傳統文化派想必急跳腳,挑戰等級就像是要義大利人披薩加鳳梨。

還好,伍連德沒這麼做,他提出的是另一套開創性方法。伍連德設計出「衛生餐檯」來擺放餐點,再搭配公筷母匙,如此既能保留同席共食的桌菜文化、人際互動,也可兼顧防疫需求,解決餐桌上的肺病危險。

想不到吧,現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合菜用具,竟然是因為時代大疫而誕生。

基督教的「聖餐禮」,也可顯露「衛生」觀念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原本眾人輪流啜飲同一個「聖餐杯」,象徵不分彼此身分領取耶穌寶血,在肺結核廣泛流行後,美國許多教區改用自己的杯子來領受聖餐,但如此並不符合原本的平等概念,因而引發激烈辯論。圖│Darth malus
基督教的「聖餐禮」,也可顯露「衛生」觀念對文化生活的影響。原本眾人輪流啜飲同一個「聖餐杯」,象徵不分彼此身分領取耶穌寶血,在肺結核廣泛流行後,美國許多教區改用自己的杯子來領受聖餐,但如此並不符合原本的平等概念,因而引發激烈辯論。
圖│Darth malus

防癆運動中,還有另一個逐漸普及的生活物件:個人衛生杯。

公衛專家教導學童,養成使用個人臉盆、毛巾、茶杯的習慣,不只在學校,回家也要用自己的杯子。日復一日、習慣成自然,「用自己的茶杯」逐漸成為反射動作,不需要思索,便會自動建立起個人用品的身體界線。

試著想像以下的畫面:若要你和別人共用漱口杯、牙刷、毛巾,是不是下意識感覺怪怪、不舒服,甚至湧上一股莫名的嫌惡?

這種不由自主的噁心感,便是潛移默化後嵌入身體的衛生感。雷祥麟這麼分析,

衛生不再是腦袋裡的知識判斷,更是習慣、用具與身體。

我們開始習慣水杯、牙刷、毛巾都有「名字」,無法輕易和別人共用。器具與衛生習慣,創造出「不由自主與他人保持身體距離」的新世代。

過去,傳統知識菁英透過法律、政策改變社會規範;公衛系統則另闢蹊徑,透過「物件用具」,改變人們的身體感受。原本以「抑制疾病傳播」為目的的衛生習慣,也悄悄影響了社會關係與人我認同,富有高度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1920-30 年代,著名公衛學家蘭安生與同事們,教導學童使用個人水杯、毛巾。衛生運動影響了生活用具,同時,這些器皿也改變我們切身的身體習慣與感受,建構出全新的衛生感和自我認同。圖│洛克斐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1920-30 年代,著名公衛學家蘭安生與同事們,教導學童使用個人水杯、毛巾。衛生運動影響了生活用具,同時,這些器皿也改變我們切身的身體習慣與感受,建構出全新的衛生感和自我認同。
圖│洛克斐勒檔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解釋疾病,也解釋了我們的恐懼厭惡

從今日科學眼光,肺結核主要由飛沫與空氣傳播,基本上不會透過食器傳染。奇特的是,當時的防疫戰場卻是劃在家家戶戶的餐桌上。

雷祥麟回溯發現,一百年前無論東西方,理解這個時代惡疾皆有奇妙的視角。

在 20 世紀初的歐美、日本,肺結核被歸類為源自階層不平等的「社會性疾病」,營養不良、生活條件惡劣、過度勞累,導致大城市貧民窟的工人階級染上肺癆。相反的,在中國則定調為「家庭疾病」──家人間親密共食、共眠的中國家庭惡習,才是罪魁禍首。

為什麼當時會從不同角度「超譯」肺結核?上述這些不完全正確的知識主張,又是如何能建立社會論述,獲得支持?雷祥麟提到:

我們對疾病的解釋框架,往往與社會原本就厭惡拒斥的現象相互結合。

1920-30 年代,「家庭」正是中國時代氛圍下的眼中釘。傅斯年嚴詞批判家庭是社會的「萬惡之原(源)」,扼殺個體性,阻礙新青年自我實現,新文化運動的核心關懷也是:改造病態的中國傳統家庭。

知識分子奮力鼓吹解放,拋開舊式家庭的箝制,這時公衛專家再補一刀警告,愛你的人可能傷你最深。當親密的父母長輩手足,成了同時威脅心靈與身體的潛在敵人,我們怎麼能繼續窩居在擁擠、窒息的傳統家庭!

「衛生運動很容易和我們原先劃定的『問題』,或排斥的對象結合。當箭靶重疊,你討厭的人事物同時還會傷害健康,所有推導更加順理成章,社會恐懼敵對的情緒也就更容易被動員。」

看似「科學客觀」的衛生防治,實則鑲嵌著深遠的人文社會意涵。雷祥麟強調,我們似乎依憑著科學知識體系,建立一套衛生標準,但實際上,疾病衛生和政治、社會議題經常相互結盟,投射出社會的價值好惡。

美國為了對戰肺結核發動「反吐痰運動」,最初只是管控病患。但後來公共痰盂(照片右下)被隱藏、越來越少見,不論健康者或病患都受到全面性約束。以公衛之名介入社會文化,建構出吐痰不文明的新價值。圖片來源│DUK
美國為了對戰肺結核發動「反吐痰運動」,最初只是管控病患。但後來公共痰盂(照片右下)被隱藏、越來越少見,不論健康者或病患都受到全面性約束。以公衛之名介入社會文化,建構出吐痰不文明的新價值。
圖片來源│DUK

衛生行動一點也不「純」!防疫新生活也可能是文化運動

「我們怎麼理解疾病、使用器具與習慣養成,這些行為都不只單純關乎健康,同時還深刻涉及到自我認同、群己界線和社會關係。」

口罩、衛生餐檯到個人杯,看似尋常的生活用具,其實蘊含了社會的偏好價值。在日復一日的使用裡,穿透入我們的身體感覺,建構出「衛生/不衛生」、「文明/不文明」的標準,甚至區辨出群己差異。

綜觀生活器具的脈絡,回看流行傳染病不斷侵襲的今日,雷祥麟進一步提醒:衛生所蘊含的政治、文化、社會意涵,不應被輕忽。當科學衛生把目光集中在「人」,我們更必須時時省察,誰被劃為「威脅者」?又為何是它?同時,

衛生行動也絕不僅僅在疾病控制層次,它更深刻影響了身體的歷史,我們會不知不覺對特定行為產生噁心、排斥、衛生感,改變文化生活。

對抗疾病的同時,我們做了什麼?將可能促成哪些改變?如果百年前中國知識分子設定的社會問題是「家庭制度」,那麼今日,大家的關注焦點又是什麼?後疫情時代,值得我們再次重省。

透過物件器皿、身體史的爬梳,雷祥麟更關注衛生如何透過物質、身體,逐步改變我們的集體認同與社會文化,他強調:「與疾病的互動,會讓我們同時經歷各種社會意義的轉變。我們不只在對抗疾病,也正在改變當下與未來的生活。」圖│雷祥麟
透過物件器皿、身體史的爬梳,雷祥麟更關注衛生如何透過物質、身體,逐步改變我們的集體認同與社會文化,他強調:「與疾病的互動,會讓我們同時經歷各種社會意義的轉變。我們不只在對抗疾病,也正在改變當下與未來的生活。」
圖│雷祥麟
2020-06-19

採訪撰文|劉芝吟、陳韋聿
美術設計|林洵安

延伸閱讀
  • 雷祥麟個人網頁
  • 雷祥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
  • 雷祥麟,〈衛生、身體史與身份認同:以民國時期的肺結核與衛生餐台為例〉,《健康與社會:華人衛生新史》祝平一編,台北:聯經出版社,2013
  • 雷祥麟,〈以公共痰盂為傲?香港、紐約與上海的反吐痰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98 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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