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巨龍的神話！杜正勝院士談「中國是怎麼形成的」

時令來到甲辰龍年，考考大家，「龍年」的英文是什麼？

「Year of the Dragon」應該是最普遍的答案，也是中外媒體的慣用寫法。然而，2024 年中國官媒開始把龍年翻譯成「Loong Year」，這種去英文化的趨勢，反映中國官方試圖掌握話語權的企圖心。

憑藉各種經過設計的宣傳語彙，中國官方不僅積極影響國際對於中國文化與政策的理解，更藉此塑造國內的民族認同。這樣的作法其實不是現代中國政府始創的專利，攤開中國漫長的歷史，比比皆是。

例如用「炎黃子孫」、「華夏民族」這些傳說色彩濃厚的概念，來凝聚民族血緣的身分認同，都是以「歷史」作為基底，進行帶有政治意圖的論述。

想要解構這些宣傳語彙、了解中國的統治核心思維？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員杜正勝院士在《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大歷史的速寫》一書中，提出引人入勝的觀點，回答兩個最關鍵的問題：

當我們把研究尺度拉高到上萬年的宏觀視野，對各式史料進行細緻的爬梳，就會發現這兩個問題可以破解許多過往的認知迷思。

中國的範圍到哪裡？先來認識最初的「中國」

中國的範圍究竟到哪裡？杜正勝院士首先指出：「我們不能看到『中國』二字，就把當代對於中國的理解，投射到數千年前。」

根據目前所知，「中國」這個名詞最早見於西周開國之初的青銅器〈何尊〉，上頭的銘文寫到：「宅茲中或（國）」，但此處的「中國」是指新都洛邑，尚不具備國家疆域的意涵。

直到周公東征，周王室開始建立政治秩序和統治文化，才逐漸在城邦聯盟之間凝聚出屬於「華夏集團」的國族意識。

最早的華夏集團指的是奉周王為首、遵循周禮的諸侯國，多為周王的血親或姻戚，他們統治的區域（以現今河南省為中心，延及黃河中下游的土地）在進入戰國時期後，逐漸改稱「中國」。除此之外的城邦部族，皆被華夏集團視為蠻夷戎狄，簡稱「四夷」或「四裔」。

公元前 221 年，秦國滅六國、統一中國，更將版圖擴大，北從陝北延伸到河套、南達廣東、廣西等嶺南地區。自此以後，秦代的版圖奠定了後世 1 千 8、9 百年、構成中國政權最核心的統治疆域，稱之為「中國本部」。

即便漢代把勢力範圍拓展至「西域」，清代更靠著康雍乾三代經營，把疆域擴大三倍之多，但這些地區只能算「勢力範圍」，從古至今中國的政經、社會及文化重心始終集中在秦版圖的疆域內。

疆域問題是高度敏感的，當前兩岸如此，對歷代學者來說亦然，為了「政治正確」，許多論述都是往「疆域最大化」的方向發展。杜正勝院士認為，這樣的觀點疏忽了一個重要事實：

編戶齊民的直接治理 vs. 邊疆羈縻的勢力範圍

「中國本部」的疆域在秦代就大致底定，其實是植基於秦政權的「編戶齊民」政策，透過戶政與地政制度，把百姓納入整齊劃一的中央集權管理，以利統治者徵收稅賦、徵調兵役。這種高強度的管理，奠定了後世無數朝代的統治基礎，乃至現代。

至於中國本部以外的區域，則是不同朝代在特定期間掌控的「勢力範圍」。

以西域來說，就是漢帝國拓展的勢力範圍，憑藉武力威震並左右外國，古書稱為「羈縻」，原意是對牲口的控制。杜正勝院士形容：「西域諸國在漢王朝勢力籠罩下，就像被絡頭的馬、穿鼻的牛，拴住仍有一定範圍的自由，但跑不遠。若真跑走了，那就『雖遠必誅』。」

羈縻也有不同模式與目的。漢、唐兩代經營西域，為的是對抗北方武力強大的敵人匈奴和突厥、斷其右臂。但對於以部落社會為主的西南地區，就是為了天然資源和政治號召。

三國時期，諸葛亮對西南地區的治理分析，徹底展現他對當地的深入觀察：

「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諸葛亮，《漢晉春秋》

儘管已經用正規部隊展現實力，把西南納入勢力範圍，但諸葛亮深知自己是外來征服者，後續若要駐兵管理將困難重重。於是「不留兵，不運糧」，用低度的管理授予當地充分自主。如此既可避免反抗，又可持續攫取經濟利益，成為治理西南的上上策。

由此觀之，編戶齊民下的中國本部，以及控制強度較低的勢力範圍，若一視同仁地納入疆域版圖，顯然有灌水嫌疑。論及此處不禁令人好奇，臺灣的定位又是如何？

杜正勝院士提醒，即使一地劃入版圖，也不代表統治者對於各個地區都能有效統治。「例如清代疆域號稱包含整座臺灣島，地圖上也確實畫入，但實際上大部分時間統治的只有臺灣西部，直到 19 世紀才初步踏足宜蘭。」

從雍正皇帝登基時的上諭也可見端倪：「臺灣地方自古未屬中國，皇考（康熙帝）聖略神威，取入版圖。」看來雍正皇帝並不認同臺灣的「自古」不可分割論述。

中國人是哪些人？教化工程下誕生的「中國人」

對「中國範圍」有了概念，再來要討論的就是「中國人是哪些人」。

從周代的城邦時期起，《公羊傳》所說的「內諸夏而外夷狄」架構，就成為之後千百年來中國人我群意識的基調。隨著疆域擴張，各朝代面對非我族類的基本態度是「不只要征服，更要同化」。杜正勝院士爬梳史料，歸納出中國的「擴張三部曲」：

其中，第三部「文化改造」就是一種「教化」政策，「教」之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文化、所要「化」的對象就是尚未認同中國的族群，過程中文化霸權的斧鑿痕跡處處可見。

歷史由贏家所寫，於是非官方認可的信仰、倫理、禮俗等，都被視為「野蠻」。例如《漢書・文翁傳》就把當今四川一帶的蜀郡列為「教化示範區」。蜀地雖然不屬華夏文明體系，但從三星堆遺址的出土文物可知，3 千多年前已有輝煌的文明。《漢書》卻形容「蜀地辟陋，有蠻夷風」，而蜀郡太守文翁的大力儒化改造，則成為教化功績斐然的典範。

長江以南的地區，尤為「中國化」的工程重地，2 千多年的歷代政權都不斷施行相似的治理手段。臺灣人熟悉的「開漳聖王」陳元光，在閩粵一帶的事蹟就極具代表性。

唐代的閩粵地區住著不同文化風俗的族群，如何管理對陳元光這位嶺南行軍總管來說是極為頭痛的事，用軍事或刑罰來鎮壓都治標不治本。於是，他向朝廷提議「其本則在創州縣，其要則在興庠序。」意思是要朝廷在此處設官府、辦學校。

這步驟是否很熟悉？沒錯，擴張三部曲又出現了。於是，武則天批准設置漳州，任命陳元光為漳州刺史。不過閩粵一帶民風強悍，面對文化改造的進逼拒絕就範，最終陳元光在軍事鎮壓行動中陣亡。

時過境遷，閩粵地區仍逃不過逐步漢化的命運，到了宋代已是理學盛行、儒生輩出的地區。陳元光也被當地人尊為「開漳聖王」，實現了自己的預言：「秦越百家愈無罅隙，畿荒一德更有何殊？」當地土著（越）跟中國（秦）得以無縫接軌，蠻荒與王土不再懸殊。中國人的塑造歷程多處皆然，因史料湮滅，土著遂數典忘祖，不知道他們和北方統治者是不同的民族。

黃帝子孫的血緣神話

在中國人身分的建構過程中，神話、歷史等文化符碼，都是經常使用的工具。像是「黃帝子孫」就是最常被拿來編織血緣、建立連結的論述。無論你是哪一族哪一系，都找得到一套追本溯源的劇本，讓祖宗十八代跟黃帝扯上關係。

杜正勝院士考據傳統文獻，整理出一套自春秋戰國時期逐漸成形的「黃帝族譜」。從此族譜延伸，五帝到夏、商、周三代始祖，甚至原本被視為外族的楚人、秦人，都成為同個家族的人。

然而，族譜中的某些關聯性來自十分超現實的神話橋段，例如元妃姜原踏到巨人大腳拇指的足跡後懷孕，生下的孩子成為周朝的始祖。此外，世代之間更出現許多矛盾，「古書說堯嫁二女給舜，但按族譜來看，堯比舜長了四代，那舜豈不是娶了曾祖姑婆為妻？」杜正勝院士指出當中不合理之處。

一個黃帝，各自解讀。為了讓黃帝當上所有中國人的祖先，難免會有些說法兜不攏，但這套族譜，卻在現實政治中起了極大作用，被賦予「凝聚中國意識」的重責大任。

杜正勝院士談到：「經過史料的批判解析，足以證明強調血緣種姓的民族觀是一條死路。因此，要批評別人數典忘祖之前，最好多讀讀古代經典和歷史文獻。」

議題敏感不是問題，歷史研究須回歸「求真」原點

至此，書名中的問題意識「中國是怎麼形成的」已經有了大致輪廓。提到以此主題進行著述的出發點，杜正勝院士認為，此刻正是深入研究中國的黃金時期。

在國際舞臺上崛起的中國，正發揮著全世界都無法忽視的影響力，而臺灣儘管在政治外交上與其針鋒相對，但在地緣關係、經貿文化等層面，都與中國有著密切且複雜的聯繫。客觀上，臺灣不可能對這個強大鄰國視而不見。

不過更讓杜正勝院士有感的是，臺灣人身分認同的轉變。「從我小時候到現在，超過一甲子的時間，我親眼見證臺灣人民從多數自認是中國人，到現在多數以臺灣人自稱。在這樣的脈絡下，談『中國是什麼』就更有意義。」

然而，談論中國議題動輒會被貼上各種標籤，以此為研究主題，難道不擔心立場遭到質疑？對於這個問題，杜正勝院士態度坦然：「歷史研究必然會有『觀點』，但觀點是透過大量消化、分析、梳理資料後產生，而不是有了既定觀點，才去尋求特定立場的史料來支持。這樣的觀點才經得起挑戰和辯證。」

換言之，「孤證不立」這個學術上的基本原則，就是讓歷史研究能夠回歸「求真」的核心。要形成一套觀點，必然要有大量不同層次的資料來交互對照、印證，儘量讓原始脈絡能完整重現。也許針對同一史料、同一事件，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在「真實與否」的層次，就不會有太多可以模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