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房裡，蚊子是最囂張的傢伙。「什麼皇親國戚，上中下流的美男、美女都要讓我侮辱，讓我吸血。除我以外，是沒有比我更強的東西了，沒有與我對敵的東西了。」
正當這惡霸蚊子沉醉得意、安心休憩在鐵窗邊時，一隻黑蜘蛛冷不防地躍起，把蚊子一口吞下。「哈哈！我們的血冤蜘蛛代我報了咳！世上豈獨蚊子麼？像那恃勢厭〔壓〕人、恃財辱人，吸人們膏血的東西可以戒哉！」
這段生動的「迷你復仇劇」出自一本日記。主人翁是劉崧甫（1898-1971），他是活躍於 1920 年代的臺灣知識青年，出身彰化潭墘的地方望族，卻選擇與農民並肩，出任「二林蔗農組合」的理事。
圖｜大眾教育基金會
蔗農組合於 1925 年 6 月成立，代表二林蔗農與「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林糖）交涉甘蔗收購價格的訂定事宜。起因於林糖為了降低價格、防範農民抗議，在未公告收購價格標準的情況下，先從關係良好的甘蔗園開始採收，好迫使其他農民不得不接受較低的價格。
蔗農組合不斷批評林糖的作法，卻一直被冷處理對待。雙方在 10 月 15 日的談判破裂後，林糖在警察的護衛下，試圖於 10 月 22 日這天強行採收二林庄的甘蔗，隨即與民眾爆發衝突。儘管劉崧甫不在現場，仍於事發隔日被捕，並在獄中寫下這本日記。
經一群讀書會成員辛勤整理、解讀與註釋後，在二林蔗農事件一百週年之際，《劉崧甫鐵窗日記》終於出版，不但忠實呈現日記圖文，更增添大量補充資料和脈絡說明。兩位主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助研究員都留俊太郎、博士後研究學者李威寰，與我們分享這份珍貴史料的故事。
圖｜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
從日記，看見事件裡的「人」
這本日記乍看只是牢裡的瑣碎記事，對歷史研究來說卻非常寶貴。都留俊太郎從劉家後人處獲得日記時，是這麼形容的：
「簡直是一見鍾情，就像立刻和它墜入情網！」因為日記寫的不只是事件本身，而是「人」。
一名青年在牢裡的文字，把縹緲的歷史拉回具體的日常，讓百年前的一切忽然變得鮮明、有溫度。
臺史所 2005 年出版過另一本《簡吉獄中日記》。同時代的簡吉（1903-1951）身為臺灣第一個全島性農民組織「臺灣農民組合」的領袖，在農民運動中的領導位置更為核心，他的日記用理性的筆觸對情境進行分析；劉崧甫則不同，他的筆下充滿了雜感和情緒，也有對農民的細膩觀察與省思。
「簡吉代表著時代精神，是帶頭衝的那一群人。」李威寰補充，「劉崧甫則代表了更多跟在後面慢慢走、看一下風景，再回去過自己生活的人們。」
過去對農民運動的研究多聚焦在簡吉、李應章這類「菁英領導者」，而劉崧甫的日記則提供了另類視角，有助理解那些只有基本學歷、生活經驗較接地氣的在地士紳觀點。
在兩位主編眼中，《劉崧甫鐵窗日記》的史料價值絲毫不遜於簡吉的紀錄，兩者可以交互對照，讓研究者更全面地理解日治時期的農民運動，從單純的衝突與鎮壓，還原成會呼吸、會掙扎的歷史現場。而對讀者而言，這份日記從塵封的手稿變成一扇窗，讓我們窺見百年前那個小小牢房裡的悲喜與詩意。
監獄中誕生的「傳家寶」
圖｜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請勿轉載）
劉崧甫在大正 14 年（1925 年）受二林蔗農事件牽連，自 10 月 31 日起被拘留在臺中刑務所。1926 年 1 月 20 日，二弟劉崧袖寄來一本日記簿，隔天他就向獄卒借來小桌，開啟鐵窗日記的連載。同年 7 月 16 日出獄後，這本日記轉為記錄返鄉生活。
獄中期間，小小的頁面上總寫滿密密麻麻的字，還常見插圖，像是一點空白都捨不得留下。看得出來，日記是劉崧甫在獄中非常重要的情緒出口，可以想像在沒有家人來信的日子，他在日記的收信欄寫下「なし」或「奈志」（日文「沒有」之意）時，是何等孤獨失落。
圖｜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請勿轉載）
這本日記實在是鐵窗內，能每日與哥哥親近，每日安慰哥哥的天賜恩物。—劉崧甫
「這段日記前言中的文字，應是出獄後補寫。」李威寰分析，「劉崧甫把日記當成『伴手禮』送給弟弟們，甚至說要當作『傳家寶』留給子孫。可見這本日記對他意義非凡；同時，他在書寫當下，應已預設將來會與他人分享。」
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日記還有一群特別的「讀者」—監獄管理員。
剛開始，劉崧甫可能考量到日記會被檢查，於是都寫日文。到了 3 月，他判斷「用漢文寫似也無妨」，就改為多用漢文書寫。整體來說，出獄前約七成漢文、三成日文；出獄後就都是漢文。
「這種語言的混雜很有趣、很特殊！」都留俊太郎提到，「日治時期的臺灣人使用多重語言很普遍，但劉崧甫是在單一則文章、甚至在一個句子之中，都會夾雜日文與漢文。」
從上述語言使用，不僅可以看出時代的影子，也能了解劉崧甫的教育背景。1920 年代，臺灣文壇正熱議「白話文」，因此《鐵窗日記》不只是日語、漢語夾雜，光是漢語就揉合了臺語和北京白話文。
這種混寫也投射出劉崧甫曾在私塾學習漢文、公學校學習日語的經歷，使他既能信手拈來古典漢學典故，對時局進行評議；又能吸納社會流通的現代思潮與公共論述。
也就在這個交界上，這位富家青年形成了對基層庶民的親近與認同，成為他介入農民運動的重要底氣。
二林蔗農事件的重構視角
導致劉崧甫入獄的二林蔗農事件，在日記中佔據重要篇幅。他除了對總督府與林糖提出鏗鏘有聲的批評外，在 6 月 30 日到 7 月 5 日連續撰寫的「回顧」中，也為運動樣貌留下生動紀錄。我們先來看「農運幹部和農民的關係」，劉崧甫的自述提供了新的視角：
他不以「頭人」自居，而是被農民推舉出來的「代理人／協調者」。讓我們看到農民運動不一定是「英雄帶領群眾」，有時反而是基層推著幹部走。而幹部不只是高舉旗幟的領袖，也可能是站在農民身邊，努力協調的年輕人。
不過，他在獄中等待審判，日記又會被檢查，這種自述不排除有「自清」的動機，畢竟事件前舉辦的群眾演講，他們確實負責領導與動員。
「但至少劉崧甫的個性和筆調，展現出對農民的親善、對公平的期待。」都留俊太郎分析，「他不是那種高高在上的菁英領袖。」
再看「運動策略與定位」。劉崧甫多次把蔗農組合定位成「與製糖公司協調」的團體，主張在林糖與農民之間協商價格、獎勵蔗作。在他的回顧中，記錄了 10 月 15 日最後一次談判破局後，幹部們仍持續與當地警察協商，到了事發前最後一刻都沒放棄溝通的機會。
這些細節不是否定抗爭，而是把鬥爭與協調放回同一軸線，讓我們看見農運參與者的權衡與取捨。
圖｜大眾教育基金會
事實上，二林蔗農事件並非單純的「糖廠剝削農民」，背後還牽涉到大環境變遷與新管理技術的引進。
都留俊太郎表示，二林庄多是缺水的砂質地，本就不適合種甘蔗，但在砂糖價格好時，眾人仍爭相接受林糖輔導，短短五、六年間就躍居全臺甘蔗產量數一數二的產區。
然而好景不長，糖價沒過多久陷入低迷，林糖就決定壓低收購價格。過去總督府會監督糖廠的甘蔗收購價，避免交易不公。但在 1920 年代後，管制的鬆綁讓糖廠有更多決策權。林糖隨之公布新的收購甘蔗制度，企圖淘汰單位面積收成比較低的農戶。
同時，林糖引進「科學管理」技術，比起採收的甘蔗數量，更重視甘蔗「糖度」；因地處風頭水尾，二林地區甘蔗的糖度本就偏低，在新制度裡更進一步被邊緣化。種種因素讓短期投入大量資金的農民血本無歸，這才衍生出剝削問題。
林糖倚仗制度與警力步步進逼，農民則苦於討不到公道，憤怒情緒持續高漲。劉崧甫筆下，充滿對權勢的怒斥與對農人的憐惜。不過，這本日記並不只記錄抗爭與反思，還有各種獄中日常、真摯情感。拼湊這些線索，我們將會看見一位知識青年的真性情，以及他的身影所映照出的大時代。（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