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嚴復時刻！跟著蕭高彥院士來趟現代性思想探索之旅

穿越東西思想！綜觀政治現代性發展軌跡

在 2020 年發表的《探索政治現代性：從馬基維利到嚴復》專書中，蕭高彥從長年鑽研的西方第一波、第二波現代性說起，最終暢談嚴復與中國政治價值的形成。

這是一趟跨越 400 年的政治現代性之旅。西方面臨的第一波現代性，以 1513 年馬基維利的《君王論》揭開序幕，一直到 17 世紀陸續有格勞秀斯、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登場，持續探討主權國家的形成。

這一時期爭論的焦點環繞兩個對立概念：一派為主權論，支持王權的絕對主義；另一派主張民權論，認為國王的地位雖然高於平民，但當跨入群體時，人民整體的權力將高於國王──這正是現代社會契約論的原型。

第二波現代性是在西方國家體系穩定之後，因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發展而興起的政治論述。蕭高彥從 1748 年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談起，一路爬梳至英國古典自由主義者柏捷特（Walter Bagehot）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文明觀。

有別於第一波的王權與民權對抗，第二波現代性包含歷史主義、國家有機體論、進步論等多元概念。

在清楚描繪西方現代性發展軌跡後，蕭高彥繼續邁開步伐，乘著這波現代性風潮一路向東，踏上承襲帝制千年之久的中國，將研究視角聚焦在近代中國的現代性開端。

之所以從研究西方政治思想轉為比較政治思想，並選擇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嚴復」為研究對象，源自他在 2010 年左右因學術工作而接觸到的人事物。

當時適逢辛亥革命百年前夕，蕭高彥與國內百餘位學者參與了《中華民國發展史》的編纂工作，在撰寫政治學發展的篇章時，廣泛閱讀了民國時期政治理論家的作品，讓他逐漸發展出研究比較思想史的興趣。

另一個轉機發生在擔任中研院學術諮詢總會副執行秘書期間，在陪同前副院長王汎森院士會見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戚學民教授時，收到戚教授的博士論文，文中提到嚴復的《政治講義》脫胎自 19 世紀末劍橋大學政治科學家西萊（John Seeley）的《政治科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對此議題產生興趣的蕭高彥，特地找出兩本原著，進行詳細的比較分析，這不僅開拓了比較思想史的研究路徑，也成就了後續在專書中對嚴復文本的研究新頁。

揭開嚴復時刻：出生海軍的思想家，確立中國近代政治思想

翻開分析嚴復文本的章節，「嚴復時刻」一詞首先映入眼簾，這是蕭高彥借用思想史家波考克（J.G.A. Pocock）提出的「馬基維利時刻」概念，將 1895 至 1902 年間命名為「嚴復時刻」。如果說馬基維利之於文藝復興，那麼嚴復便是站在近代中國轉型時代的起點，為身處的社會帶來劃時代的開創性。

這個時期的中國遭逢甲午戰敗、戊戌政變、八國聯軍攻克北京等一連串動亂，此時的嚴復正積極反思中國傳統政治觀、引進西方政治社會經典，確立了中國近代的政治思想論述結構。

蕭高彥談起嚴復文本的特殊性：「戊戌變法失敗後，中國知識份子掀起一波留日潮，許多人會將西方經典從日文本再譯成中文。當時能直接從英文翻譯西方經典的，卻只有嚴復，這是一段特殊的歷史。」

在那個中國社會剛開始接觸西方文化的時代，嚴復怎麼有辦法精通英文？這與他出生的時代環境有關。

嚴復於 1854 年出生，此時的中國剛經歷鴉片戰爭，驚覺國內的科技及軍事發展遠落後於西方，於是發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在閩浙總督左宗棠、船務大臣沈葆楨的主持下，於 1866 年成立「求是堂藝局」，也就是後來的海軍搖籃──福建船政學堂。

嚴復是第一屆錄取的學生，這是中國最早施行西式現代教育的學校之一，聘請英、法兩國的教師，以外語及原文書教授航海知識。畢業後，嚴復被送往英國皇家海軍學院深造，一路接受的西式教育與留學經驗，奠定他直接從英文翻譯西方經典的能力。

蕭高彥分享，有機會到倫敦時，不妨搭地鐵到格林威治公園，皇家海軍學院就在公園往泰晤士河的路上、海事博物館旁。信步走到港灣邊，設想嚴復目睹船堅炮利的英國艦隊在此進出，對比當時中國的落後，必然深有所感。

嚴復的中心思想是「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對生在民主社會的我們來說，自由民主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但在古代中國社會，著重的是三綱、親親、孝治及尊主，並沒有自由民主的觀念。

嚴復認為這將阻礙民智、民力與民德的成長，因而主張每個人應該「自治」，並在自治的基礎上完成「利民」之舉、使國家富強。

除了提出在當時頗為驚人的見解，嚴復更系統性翻譯西方政治社會經典，重要譯作包含《天演論》、《原富》、《群己權界論》、《法意》等。他也撰寫〈論事變之亟〉、〈辟韓〉、〈救亡決論〉等評論文章，積極探討中西治道的根本差異。

《天演論》談的不是演化，而是救亡圖存的可行出路？

想要了解嚴復的思想，就不能錯過《天演論》。你可能沒聽過這本書，但在上生物課時，每當讀到演化論，耳邊就會響起「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名言，而這正是出自嚴復的翻譯。

事實上，嚴復《天演論》在 1897、1898 年發行後，不到幾年時間便風靡全國，還被做成中學生的讀物，連胡適名字中的「適」字，也是取自「適者生存」的金句。然而卻少有人真正理解原作者赫胥黎的原意，以及嚴復的翻譯動機。

《天演論》譯自 19 世紀英國生物學家、思想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演化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是嚴復時刻的重要開端。它不僅是嚴復早期思想的系統建構，更鼓動了近代中國的政治思維。

事實上，演化論對西方社會的震撼不限於生物學，更被哲學家斯賓賽（Herbert Spencer）用來探討教育及階級衝突，發展出社會達爾文主義。然而赫胥黎並不是要附和此論點，反而是要挑戰斯賓賽的學說，辯論演化論是否適用於人類社會及其倫理。

赫胥黎將我們生活的世界區別出「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人文化成世界」（state of art），他認為物競天擇是前者無可逃避的規律，雖然人文世界也有興衰現象，但其發展會經歷一段關鍵的「倫理過程」（ethical process）。

赫胥黎以「園丁整理花園」、「行政長官開墾殖民地」比喻倫理過程的運作，兩者皆以人文化成之術，對抗自然的天演流變。根據嚴復的翻譯，這是藉由壓抑人類的「自營」（self-assertion）、通過「善相感通」（sympathy）和「以己效物」（mimic）來營建一個相互合作、追求共善幸福的社會。

由於赫胥黎的說法，能與中國聖王之道加以連結，因此嚴復將「聖人明君」的形象與園丁相互比擬。君主以各種公共政策治理人民，並透過教育啟發人民的德性，最後成就烏托邦；正如同園丁整理花園時，創造合宜的環境、保留良好的善種，最終長成美好園地。

透過此種比喻，嚴復成功改造赫胥黎的論述，在中文語境中將之脈絡化，試圖扭轉傳統中國對君主的認知，提供中西思想交匯嫁接的可能。

嚴復的論述，對於當時急欲救亡圖存的中國來說，無疑是一條可行出路。他積極發展全新的政治論述，將西方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標舉為新興聖王之道，並首度引入社會契約論的觀念，試圖說服中國知識份子了解時運趨勢。

《論法的精神》中譯本故事：從歷史脈絡讀懂譯者動機

訪談過程中，蕭高彥數度提到從「歷史脈絡」看《天演論》的重要性：「《天演論》不是單純的翻譯，假如我們用翻譯的概念去理解它，執著於內容的錯誤與否，會產生問題！」如果從歷史脈絡追溯嚴復翻譯赫胥黎著作的深意，就能了解這與清末時局及國情有關。

研究時注重文本的歷史脈絡，是蕭高彥的特色，他採行劍橋學派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研究方法，主張將所有文本回歸時代的語境脈絡、以及它潛在對話的對象。

為了讓我們體會脈絡主義方法如何應用在思想史研究，蕭高彥說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最初中譯本的故事。

1902 年留日學者張相文首度將此著作節要翻譯成《萬法精理》，這是一本啟發三權分立原則的重要著作。譯本中將政府體制翻成：共和、立憲、專制，但當中的「立憲」一詞卻讓嚴復頗有微詞。

原來張相文將原文中的「monarchy（君主制）」翻成「立憲」，聽起來這似乎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這真的是張相文翻錯了嗎？

蕭高彥發揮柯南辦案精神，找來最初的日文本兩相比較，終於揭曉謎底：「張相文是按照日文本翻譯過來的，但日文本將『monarchy』翻成『立君』，並沒有譯錯，那麼『立憲』一詞又是怎麼來的？其實他是故意這麼翻的！」

原來曾與張相文共事的學者多是政界名人，如蔡元培、吳稚暉、孟森等，他們的政治立場偏重康有為、梁啟超等君主立憲派，反對激烈革命，因而有意選用「立憲」字眼為其主張奠定理論基礎。

事實上，孟德斯鳩的君主制強調君主需尊重基本法，透過議會等中介組織來治理國家，翻譯成立憲並不突兀。張相文因而運用孟德斯鳩文本，藉由翻譯《萬法精理》讓西方經典為其立憲主張背書。

闔上《探索政治現代性》專書，蕭高彥談起書寫過程的嘗試與期許。這次他並非純然以脈絡主義方法從事研究，而是期望著作能與當代對話，確立現代價值的正當性，因而在重新組織書籍內文時，發展出自身獨有的敘事，成為以脈絡主義為本、保有部分個人寫作風格的學術作品。

看見哥倫布指往的方向！政治理論的無窮魅力

採訪過程中，每談到一個案例，蕭高彥便起身翻找書櫃，瀏覽書頁對照說明自身論述，言行之間展現他治學嚴謹、熱愛所學的風範。這讓我們不禁好奇，當初是什麼原因讓他投入政治學領域？

回顧自己的求學之路，蕭高彥從臺大商學系工商管理組轉念政治學系，而後研究領域又從黑格爾、共和主義，跨至中國近代政治思想，人生充滿驚喜及變化。他與我們侃侃而談當初邂逅政治學的過程：

「大學時期，我參加臺大三民主義研究社，這個社團並不是真的在研究三民主義，而是廣泛研讀各種政治社會經典，形成我對政治學理論的興趣。」

社團培養出的興趣，讓蕭高彥決定轉念政治系，學生時期的他鑽研馬克思、韋伯的社會理論，大四時卻選定碩士論文要研究黑格爾。

「那時候韋伯與批判理論是很熱門的題目，但我想研究以馬克思為核心的批判理論。另一方面，我又知道馬克思的思想根源是黑格爾，因此我決定對黑格爾有更完整的理解。」

這股想完整理解西方政治理論的動力，推動蕭高彥踏上海外求學之路。1988 年服完兵役後，蕭高彥前往美國攻讀博士班，那個時期耶魯大學政治系還沒有臺灣畢業生，他和江宜樺先生是最早學成歸國的學子之一。

他的留學生活聽起來相當刻苦且自律，但言談間卻能感受到他的甘之如飴：「我把每週的課集中在三到四天上完，午餐就吃自己做的三明治。週末前往費城找太太、採買準備一週的食物，接著再坐火車回到耶魯。」

問起有什麼給年輕研究生的求學建議，長年在大學任教的蕭高彥分享自己的經驗談：「我常告訴研究生，年輕的時候找到喜歡的理論家很重要。如果決定繼續深造，就要好好考慮人生中想要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蕭高彥說到，如果想念博士就要有覺悟，自己將進入很專精的領域、需要投入一筆高額成本，且未來的職涯可能沒有想像中寬廣。

他以亞里斯多德提到的「外在善」（external good）形容求學過程需克服的難題。亞里斯多德認為，想達成目標除了具備德性，還要有錢財、權力或名聲等外在善的配合，這是很現實殘酷卻又必須設法解決的問題。幸好臺灣近年來提供了多重管道的獎學金，讓有志留學的學生申請，應該善加運用。

僅管有不易之處，學習政治理論、思考政治思想議題還是一件令人著迷的事，聽著蕭高彥充滿洞見的談話，就可感受到豐富的學識能讓人產生與眾不同的觀點。只見他的思路踅入另一條小徑，輕鬆又寫意地聊起旅行見聞：

「這個暑假我去了一趟西班牙，在巴賽隆納有一條著名的蘭布拉大道，大道靠近海港處，有一座哥倫布雕像。很多聲音在討論雕像究竟指向何處，是大海還是美洲？但我認為這並不重要，假如我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他指向的是未來。」

蕭高彥以旅途所見所聞，回答他對西方現代性的看法。哥倫布在 1492 年發現新大陸，這是一個明確表徵西方現代性的歷史事件。世界看似在逐漸「進步」，但當歷史發展到後頭，我們會發現殖民的真相與原先的認知截然不同。

除了給出這個浪漫的隱喻，蕭高彥也分享對思想家的看法，他認為歷史上有兩種思想家非常重要：

一種是集大成的思想家，比如亞里斯多德、黑格爾；另一種則是衝撞時代的思想家，比如馬基維利、盧梭。研讀前者可以訓練思考力，但後者在傳統無法指引方向時，有能力提出改變洞見，閱讀時充滿樂趣。

最後他為自己的追求下了註解：「我選擇了自己的志業，這本身是一件幸福的事。雖然讀書有時很辛苦，特別是還沒讀通時會很苦惱，但我不會後悔，因為困思之後豁然體悟是無比愉悅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