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臺灣人怎麼用「旅券」？求學求職、環遊世界

薄薄的一張護照

出國行李清單絕不能忘記的東西是護照，你知道日治時期臺灣人也有一張絕對要帶的東西才能出境嗎？

1897 年 1 月，臺灣總督府實施《外國行旅券規則》，規定居住於臺灣的帝國臣民，如欲出國，需向居住地所轄各縣廳申請「旅券」(りょけん)。同年 5 月，臺人依據馬關條約得以選擇去留的猶豫期截止後，臺人若想前往海外，皆須與其他島內「帝國臣民」一樣，依規定申辦旅券。

除了與丈夫同行的妻子及未成年子女，可將其姓名、身份及年齡併記於戶主、丈夫或父母的旅券之外，旅券原則上每人一張，領取時每張需繳納手續費 50 錢。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許雪姬所長表示，日治時期旅券適用範圍包括日本人、韓國人、臺灣華僑等，只要在臺灣出境都得申請。申請資格並無財產限制，應填寫資料包括：氏名、本籍地、居所、與戶主之關係、族稱、年齡、職業、旅行地名、旅行目的等。

不過，日本人不滿從臺灣出境還要再申請一張，所以 1907 年後，日本外務省改正為《外國旅券規則》，日本人可以選擇申請或不申請。但是許雪姬說，前往中國的臺灣人特別多，所以後來臺灣籍民抗議此舉為差別待遇。「渡華旅券」一詞便是這樣來的，因此後來爭取廢除渡華旅券是臺灣民主運動史重要的指標之一，只是直到日治結束，旅券制度依然存在。

下付與返納：旅券用完還要繳回！

凡出國回來後，就要把旅券交回總督府，下次再申請新的。官方發給旅券稱為「下付」，民眾用畢後，繳回存檔叫「返納」。總督府登記的簿子稱為《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中出現的名詞頗值得玩味。「寄留地」：假如出生地為澎湖，但現在住臺北，臺北就是寄留地。又如「普通旅券」，即限單次往返使用，返臺後限期繳回；「往復旅券」則是 3 年內可不限次數使用，類似今日高鐵的定期票。

其中的「族籍」欄位，可見「新臣民」這個名詞，由來是 1895 年《馬關條約》簽訂後 2 年內，日本准許臺灣人變賣產業後離臺，期滿後未遷徙者視為日本臣民。因此，1897 年 5 月起的旅券發行紀錄簿中，臺灣人就被記載為日本國之「新臣民」，如下圖所示：

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的王麗蕉主任補充說明，有些欄位也會變動，像是取消族籍一欄，或像早期寫年齡，後來改成出生年月日。又或像排序，一開始依日本イロハ仮名順，後來依申請先後順序。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於日治時期，每三個月整理一次（四月到六月、七月到九月、十月到十二月、一月到三月）。王麗蕉表示，早期是由各縣廳繳交一份旅券資料，再由總督府文書員抄寫一份送至日本外務省，所以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看到的資料，上頭就是寫臺灣總督府。大約在 1900 年之後，縣廳才變成一次繳二份，一份放在總督府，一份交到日本外務省，不用再另行抄寫。

臺灣人沒學校讀，渡海學醫、找工作

《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表》資料顯示，多數臺灣人使用旅券至中國，是為了求學或找工作。因為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機關不足，臺人子弟錄取名額受限，升學競爭遠較日本人更加激烈。當時有能力的臺灣人才能把小孩送往日本留學。儘管臺灣人主動徵求設立中學校，例如臺中中學（今臺中一中），但是僧多粥少。

許雪姬表示，日本人在中國辦的學校非常熱門，比方日治時期將近 120 名臺灣人在滿洲醫科大學拿到學位和醫生執照，至少一半以上留在滿州當醫生。此外，青島醫科大學也吸引很多臺灣學生。但當時臺灣的醫學高等教育機構，只有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一所（今臺灣大學醫學院）。

依臺灣總督府外事部管理課長大田修吉在 1944 年撰寫〈海外に於ける本島同胞〉一文，發布 1943 年 12 月「海外在留本島人調」的結果指出，當時在華南有臺灣人 24,320 人，在華中有臺灣人 7,102 人，在華北有臺灣人 967 人，在滿洲有臺灣人 990 人，在蒙疆有臺灣人 23 人，總計共有 33,402 人。

除了中國，臺灣人也會至南洋發展事業，1916 年前後，有不少臺灣人前往經商。因為當時婆羅洲分屬英國、荷蘭殖民地，討生活必須克服種種困難，一方面靠日本勢力，一方面靠華僑網絡。臺灣人與許多閩南人和客家人往來都非常密切，加上當時中國抗日、抵制日貨，因此日本人在東南亞販售貨物，得靠在南洋的臺灣人協助運貨。

許雪姬進行中的歷史研究也發現， 1917 年大約有千位臺灣人遠赴北婆羅洲的橡膠園工作。因為日本人在當地有一個久原農場，聘請臺灣勞工至南洋做工，首次去還給安家費。不過去了才發現環境、疾病問題都是挑戰，大概一兩年之後，除了少數人留下，其他臺灣人便紛紛回臺。

旅券也能找到諜報戰關鍵人物！？

不只庶民生活，旅券資料也透露精彩的諜報戰故事。中日戰爭期間，臺灣籍民與國民政府、中共政權皆有往來。甫從臺中一中畢業的臺灣人彭盛木（原名彭阿木，後改名），先到上海東亞同文書院求學，後加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軍統局指示下，彭盛木成功打入汪精衛政權，在周佛海旁擔任通譯兼秘書（當時臺灣人在中國最夯的職業）。暗地裡，實是間諜，負責竊取汪精衛與日本人談判的文件給予軍統局。

爾後東窗事發，彭被日本人關押等待槍決，因為脫出無望，相關情治人員已準備跳樓自盡。此時，彭盛木的妻子在周佛海太太協助下，進監獄探望彭盛木，用客家話對他說：「已經開始救人，千萬不要輕生。」

許雪姬表示，吳濁流的《台灣連翹》曾提及彭盛木的妻子找他幫忙，吳濁流想起她曾與周佛海太太去日本觀光，請她趕快去找周佛海太太，所以彭妻才說已經在救人。於是在周佛海的大舅子營救下，彭盛木最早被放出來，其他情治人員半年後才陸續出來。出獄後，彭盛木繼續諜報工作，最終仍被日本人殺害。

彭盛木妻子和旅券有什麼關係呢？許雪姬表示，沒有旅劵資料，無法知道彭妻名字，因此她猜想，彭盛木一家到上海，妻子必定也有申請。後來果然在旅券中找到彭盛木及妻子、母親、兒子的名字。「旅券可以讓歷史更完整，不然不確認彭妻名字，這段故事無法說服人。」

環遊世界、鑽漏洞偷渡

旅券還能環遊世界，顏國年的《最近歐美旅行記》、杜聰明的《杜聰明博士世界旅遊記》與林獻堂的《環球遊記》皆有記載。

受康有為、梁啟超啟發，林獻堂決定環遊世界、寫遊記。歷經 370 餘天完成這躺旅程，他將前往美國白宮的所思所想，以及看見義大利教堂中的骨頭，思考羅馬怎麼壓迫教會等文史風貌，寫於個人日記中，也寫成「環球遊記」專欄連載於《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許雪姬表示，林獻堂也不是一張旅券玩到底，出發前仍須寫明去哪些地方，行經他國還是要簽證通關。

這時你應該想問：以前環遊世界，攜帶行李很麻煩？然而，日治時期旅遊寄行李可能比現在更方便。許雪姬舉例，林獻堂住臺中，要前往上海，他可以在臺中火車站寄行李，人搭車至基隆轉搭船出海，到了上海再憑票領取行李，不用一路自己扛。

儘管周到，旅券制度仍有漏洞。因為可能有人寫前往廈門，但跑到福州或南京，無法可管。所以原先應隨身攜帶以證明身份的旅券，後來演變成靠岸就得把旅券繳至最近的領事館，變相限制旅客同地進出。

1908 年後，臺灣人前往日本無需再申請渡航證明，要去幾次都可以。所以，腦筋動得快的臺灣人想省掉在臺申請旅券的繁複手續，會先前往日本，再轉至中國。許雪姬說：「這條是最大漏洞」，所以《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記載很多抗日份子都跑到對岸，但在旅券下付表中找不到他們的名字。迂迴渡航雖有懲罰機制，但是罰不勝罰，後來日本政府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旅券資料一筆一筆抄回臺灣

看似單純的旅券資料，蒐集與彙整過程其實比想像中艱難。日本外交史料館所典藏的旅券資料是作成微捲，使用者必須親自到館調閱微捲，再利用微捲閱讀機閱覽旅券申請的資料。

2005 年開始，許雪姬親自至日本一筆一筆抄寫旅券資料，她說，日本人很有規矩，「連抄寫的鉛筆還要指定，不能用自動鉛筆」。她說，資料不是模糊就是有錯字，或是日治時期的日文跟現在不太一樣。例如比利時，現在縮寫是「比」，但當時翻譯為「白耳義」，所以上面會寫「白」。若有人要前往東南亞小城，這筆申請資料同時會有申請人的中國名字、東南亞當地名字和英文名，許雪姬說：「這時抄寫才要瘋掉」。

後因主持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其中的「臺灣文史資源海外徵集與國際合作計畫」， 2009 年起，許雪姬再帶領計畫團隊，改為複印方式，但複印一張是日幣 30 元，全印的費用也非常可觀。因此後來考量若在一卷微捲片中收錄臺灣旅券資料數量較多時，就改以複製買回整卷微捲方式，回臺灣再轉製成數位檔案，效果還比較好。不過，王麗蕉表示，有些旅券資料因製作微捲時就模糊不清，必要時，還是得回日本外交史料館拍原件，再放大比對。

建造最齊全的旅券資料庫

「為了讓更多人取用這些資料，中研院臺史所檔案館正在建置人名索引系統，目前已有近 20 萬筆。」許雪姬表示，臺史所檔案館已將複製回來的 1897 年到 1934 年 3 月的旅券資料，複印並裝訂成冊，開放各界到館查找與閱覽；而日本外交史料館於 2015 年再開放 1934 年 3 月到 1942 年的旅券資料，之後也會納入臺史所檔案館和後續要建置的數位資料庫中。

未來只要輸入名字，就可以看到當時臺灣人申請出國原因、目的地和出生年月日，甚至社會大眾也可以查找自己的祖父母在日治時期有沒有出國。

王麗蕉表示，旅券資料發展出的研究題目很多元，包括電影、農業、戲劇、繪畫等。

雖然有旅券資料，但有些人出國還是沒有留下痕跡，或是從目的地沒辦法判斷人在哪裡落腳。許雪姬表示，可以結合更多史料，讓旅券的發現更有價值。像是跟中國、東北、東南亞往來的商業書信，是理解當時商業網絡的重要史料，例如泰益號文書。或是利用家族歷史、報紙與日記內容，與旅券交互參照。

旅券資料在臺灣史研究扮演重要的節點，不僅可以歸納出旅人輪船航線，例如顏國年的歐美航線圖，更是理解日治時期政經環境、庶民和官員間互動往來的重要文件。許雪姬表示，還有一些旅券資料尚在彙整，特別是日本外交史料館遺缺的 1910 年資料，後來也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發現，許雪姬說「這大概是全世界唯一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