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心證=法官說了算?
「就是你做的!鐵證如山,還想狡辯!」社會大眾總是期望法官都能找到無懈可擊的關鍵證據,以最嚴謹的科學方法仔細檢驗,一錘定音,百分之百證明被告有罪與否。而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證據,就是形成法庭中敘事最重要的關鍵。
但證據並不會自己說話,法官怎麼認定、詮釋才是重點。
金孟華解釋,依據刑事訴訟法,證據可分成兩個部分:一個是證據能力,另一個是證據價值(證明力)。
證據能力,講的是它作為證據的一個基本門檻,什麼樣的證據才有資格作為法官認定事實的證據。
一旦該項證據過了法律設定的最低門檻,它具有證據能力以後,它的價值高低是由法官自由心證來判斷。也就是說,一旦這個證據確定符合低標了,要賦予它多少價值,是由法官來決定,「所以法官操作的空間其實非常大。」
自由心證背後的想法是,法官是理性的、受過專業的訓練,所以可以合理評價每一個證據的證據價值。金孟華認為,這個假設基本上是沒有錯的,也是目前我們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但金孟華提醒,既然法官也是人,就同樣會有人的缺陷,進而影響到他的判斷,有些偏差甚至會嚴重到改變案件當事人的一生。他認為,法律人其實忽略了心理學過去二十、三十年來,針對「人們如何做出決策」所做的研究(註一),大部分的法官其實都知道證據會相互影響,「但法律專業人士從來不會去仔細地想說,那影響是怎麼影響的?」
簡單來說,證據相互影響論,有兩個基本的內涵:
第一,證據是有重量的,且不同類型的證據有不同的重量;第二,越重的證據越有機會因為「證據的重力」而影響其他證據的詮釋。
像是 DNA、自白、證人指認等等「重量級」的證據一上台,就會像是一顆巨大的保齡球壓在法官的內在決策環境之中,形成一個「證據重力場」,製造出在心理上的「凹陷」,進而影響法官對於其他個別證據的評價和詮釋,甚至左右了最終審判的方向。
科學證據百百款 法官有看不一定有懂
「如果有錯誤的保齡球的話就沒救了」,金孟華認為,針對這些很重的證據,我們在證據能力的階段就要嚴格把關,因為一旦它進來法庭之中,它就是一顆保齡球,會變成無法忽視它。而針對科學證據,就要用科學方法來看它到底是不是科學。不過他無奈地說,「絕大多數的法律人在看專家的鑑定報告的時候,通常只看結論,因為我們法律人沒有能力(或時間)去看中間論述的過程。」
「法律人看到科學證據時,好像在汪洋中找到一個浮木,可以用就抱了,它可以讓我認定事實,就趕快緊緊地抱住它,我們不會很認真地去看它的技術本質有沒有問題。」但他提醒,從過去到現在有很多科學鑑識的方法,後來都證明是垃圾科學 (junk science)。
而美國在看待這些科學證據的時候,則是用科學方法作為標準:「你使用的方式是可以測試的?我是否可以做一個實驗來判斷你說的對不對?有沒有經過同儕審查?有沒有發表論文?這個技術有沒有經過別人挑戰過?資料搜集有沒有一個標準作業程序 (SOP)?這個測試方法錯誤率是多少?這個技術本身的限制在哪裡?」
為了確保證據的效力,金孟華呼籲,法律人應該要逐漸跨出自己的舒適圈,法官、律師和檢察官都必須要嘗試瞭解科學技術背後真正的本質,才能決定能不能讓這個技術進入法庭之中,「當法律人開始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法律人才能夠真正告訴自己說:好,我現在使用的證據是 OK 的。」
不懂這個技術的人,他覺得 DNA 是神啊,絕對不會錯。你不能被排除,那就代表你在裡面。
金孟華表示, DNA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的證據,它會影響我們的決策環境,扭曲我們理解其他證物和證詞的視角。一旦法官相信 DNA 說陳龍綺「不排除」在裡面,整個決策環境就改變了,他不可能再去採信陳龍綺的不在場證明,也不可能再去相信被害人講什麼。等於是 DNA 的錯誤理解,曲解了案件中所有對陳龍綺有利的證據。
後來冤平會介入救援,向法院提起再審,也正好遇上了一位心胸開闊的再審法官,先找來鑑定人說明,確認之前的結論其實無法確定陳龍綺到底有沒有包含在內。同時,鑑定人又進一步指出,目前最新技術已能檢驗到 23 組 DNA 基因位。最後新的鑑定結果出爐,直接排除陳龍綺。
由此觀之,金孟華分析,再審法官現在接觸到了這個新的證據,「DNA 鑑定排除陳龍綺」,這又是另外一顆保齡球,又影響了他的決策環境,所以儘管除了 DNA ,其他所有證據都跟之前一樣,但它可以給當初其他周邊所有的證據一個全新的解釋,得出無罪判決的結論,「因為一個 DNA 證據結果不同,同樣的料(證據),他(法官)可以煮成完全另外一桌菜(判決),我就覺得這真是太神奇了。」
法律人信仰的是程序,不是結果
金孟華表示,真相就是透過這個程序所產生出最可信的、最說得通的那個敘事而已,所以司法程序追求的真相是一個相對的真相,不是絕對的真實。
「法律人信仰的是程序,不是結果」,所以我們才會講說程序正義,所有的案件都要經過這樣的流程,之後產生出那個結果,就算不滿意,但那是我們可以得到最後的結論,因為沒有人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談證據相互影響論,就是要想辦法讓程序變得更完整。
金孟華認為,因為相信程序,我們可以調整、改進程序,看有沒有機會把錯誤減低一點,讓最後結果的正確機率高一點。此外,也要想辦法在證據跟證據中間築一道牆,讓證據不要污染其他證據,「(偵訊過程中),鑑定人不需要知道的資訊就不要給他,證人不需要知道的資訊就不要讓他知道,免得他自己在(腦海)內部的小劇場就開始相互污染。」
成為「法律」和「心理學」的橋樑
所有判決都可能是有偏誤的,所有法官的決定都有可能是有偏誤的。
金孟華提醒,法律人應該要很誠實客觀地看待這個問題,很多法律人運作到後來會忘記,或許因為經手成千上百件案子、加上過勞與時間壓力,就會覺得每件案子都很像,變成是用一種很技術性的方式把問題簡化、案件簡化、工作簡化,簡化到後來就會忽略掉一些很細緻的線索。
「我想成為一個法律跟心理中間跨領域的橋樑」,金孟華坦言,剛開始在做的時候,其實還蠻有挑戰性的,因為心理學的人會覺得說,你又不是在做心理學;然後法律的人會覺得說,你就是挟著外援(心理學),去挑戰既有的法律架構。但他自認很幸運的是,「幾篇跨領域的文章,都是刊載在中研院法學期刊。」
他認為,《中研院法學期刊》願意接納一些不太一樣、非典型的觀念,卻又用很嚴格、嚴謹的學術態度看待,「(編輯委員)只要覺得你的點子是好的,他會幫你發表,協助你符合它(期刊)的標準。」
金孟華坦言,以〈證據相互影響論〉這篇為例,初稿其實只有講清楚問題,相關政策建議的解決方案都是在論文審查過程中才慢慢充實起來的。
「我其實真的就只是一個橋樑,把這些科學化的常識導入到法律的決策中,我希望扮演這樣的角色」,從採訪的起頭,金孟華不斷謙稱自己的研究都是常識 (common sense) 。但或許相對保守的司法體系,正是需要注入一股常識的清新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