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日治，一個年變兩個年

「5、4、3、2、1，新年快樂！」跨年倒數，陪伴許多人迎接新的一年；緊接著，充滿「年味」的圍爐、壓歲錢在農曆新年登場──今日我們已經很習慣過上「兩個年」，但一百年前也是這樣嗎？臺灣人何時開始過起兩個年？

「日治時期」是轉變的關鍵。清末到日治時期，臺灣人從迎接傳統舊曆年逐漸轉為兩度迎年，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員林玉茹將過程分成四個階段：舊曆元旦的延續與變容（1890－1918）、新曆元旦的引入與競爭（1896－1918）、兩度迎年（1919－1936）、舊曆新年的抵抗和隱形（1937－1945）。

過去的臺灣人如何過新年？先讓我們看看以下場景：

1911 年，住在臺中豐原的張麗俊，除夕夜凌晨三點起床，點燭焚香、恭神敬祖，此時的街頭「爆竹一聲除舊歲，桃符萬戶更新年」。九點他帶孩子燒紙錢，午後往慈濟宮、廣和宮進香，玩梨園，傍晚赴晚宴。

從張麗俊的日記可以看到，家戶熱熱鬧鬧歡慶傳統新年，以各種傳統儀式迎年，這也是清末以來多數臺灣人的新年生活。

日治時代，新曆年首度進入臺灣

時間回到 1895 年，日本統治臺灣後，象徵現代化的西曆被引入，在 1909 年正式廢除太陰曆。但為了懷柔治臺，日本政府仍允許臺灣人過舊曆年，先從學校及政府機關漸進推動新曆年。

居住在新竹的黃旺成，先後擔任公學校老師、西席教師（家庭教師）。從他的日記《黃旺成先生日記》，當時雖然仍過舊曆年，但學校作為廢舊曆的重點場域，多少影響了這些學童家庭。例如，1912 年除夕那天，由於舊曆已被廢除，黃旺成必須到公學校上課，但學生人數過少而停課。隔年，學校規定初一到初三上半天，來的學生依然不多。一直到了 1916 年，除夕當天包含校長演講、訓話共上了 3 小時。這個改變痕跡，顯示了日治時期學校循序漸進地打壓舊曆年。

不過，常民文化並不容易被撼動。接受傳統漢學教育的張麗俊，因為擔任保正（類似今日的村里長）， 1907 年時曾參加官方新年活動，日人習慣在春酒宴喝得爛醉，現場觥籌交錯、杯盤狼藉。

從他的日記《水竹居主人日記》看來，張麗俊始終以農曆為主，也一直維持過舊曆年。這也是 1918 年以前臺灣人的節慶習慣，多數人一如往常過著舊曆元旦，只有少數與官方相關的臺灣人會參加新曆年賀慶，返家後也不過節。日本引入的新曆年並未普及。

日治時期臺人過新曆年：春酒、出遊、名片交換會

改曆被視為同化的第一步，但前期成效只讓部分臺灣人在元旦時掛上門松、國旗和稻草繩，「配合過新年」。實際上，多數人還是遵循舊曆傳統。張麗俊在 1916 年時首度在新曆年張貼春聯，日記中卻誠實寫道：「只是聊應故事而已。」

直到 1910 年代末期，氣氛開始有了改變。1919 年，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上任，改採內地延長主義、推行同化措施。城市裡的商家在元旦歇業，中上階級、知識分子逐漸過起新曆年，參與日本帶入的新年活動，夾雜新舊元素的新曆年漸漸盛行於大城市。

包括張麗俊、黃旺成等人，都頻繁參加臺灣人舉辦的春酒。1930 年時，就連臺灣民族運動領袖林獻堂，也經常出席類似尾牙的「忘年會」活動。此外，「名片交換會」規模不斷擴大，從幾百人變成千餘人，後來還加入婦女團體，出現了女性名片交換會，顯示職業婦女已然成形，女性的地位及意識漸漸抬頭。

作為全臺知名人物、傳統大家族、抗日份子，林獻堂的日記反映了上層階級的節慶生活，也顯示他如何從過一個年到兩個年。《灌園先生日記》中，林獻堂家到 1929 年才慶賀新曆年，子女會向父母行元旦祝賀禮，參與公學校的祝賀式。然而，拜祖先、圍爐等傳統祭儀依舊只在舊曆年進行，他的心中仍以舊曆為重。

林玉茹認為，如果沒有後續戰爭，妥協式的「兩個新年」模式，也許會一直持續下去。

勤勞報國週，嚴禁舊曆年！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隨著戰情規模擴大，局勢有了變化。新任總督小林磯造以皇民化為治臺方針，要將臺灣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廢舊正」，嚴格禁止過舊曆年，甚至在舊曆新年實施「勤勞報國週」，要求勞工繼續上班。

但即使政權高壓恫嚇，舊曆年仍未消失。1938 年報載彰化市宰殺了450 頭豬，遠高於平日的 50 頭，過年時竄升的肉豬需求顯示市民依舊偷偷地過年。舊曆年間基隆街頭雖不見娛樂活動，但私下賭博情況盛行，臺北街頭則湧現打扮時髦的男女，電影院人潮滿座。

留日歸國的醫師吳新榮在日記中寫下：「在鄉下生活的人豈能夠輕易地忘卻數千年來的習慣嗎？」，他還批評殖民政府：「打破迷信、革新政策，本來一直是我們所贊成、主張的，但是我們對於這段期間所採行的強制手段和愚民政策無法認同。」

不過，在警察與保甲嚴密監控下，廢舊正還是達到了一定效果。日治末期，爆竹及春聯已在農曆年間消聲匿跡，部分的城市青年逐漸只過新曆年，不過舊曆年了，而且一定得要參拜神社、去遊樂園才像過新年。

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許多臺灣人也發展出隱形、地下化的應變之道。例如，吳新榮到友人家參加「舊曆年末的小宴」，「在三樓的小閣樓，節制地過了兩三小時」。林獻堂一家直到日本戰敗，都還是在舊曆除夕「如例」圍爐祭祖，過著隱形年。尤其是農村，雖因戰時配給制度不得不過新曆年，但底層臺灣人依舊以舊曆年為主，只是將儀式隱形化。這也是為何戰爭一結束，百姓立刻歡天喜地過起舊曆新年，新曆年反而無人問津。

城市接受新曆年，農村堅守農曆年

大致來說，在日治時期，臺灣人新年節慶從一個年轉變成兩個年，新舊年競爭也漸趨白熱化。舊曆年從未完全消失，新曆年接受度則有地區、城鄉、階級、行業別的落差。

北部強調儀式的「內地化」，參拜神社、吃年糕、和日人一樣喝屠蘇酒團拜；南部則將舊曆年風俗嫁接到新曆，像是規定寺廟鳴鐘擊鼓，以讓市民參拜。

北部城市裡的商家隨新曆年休業，中上階層、日本會社員工、教職員以及有學童的家庭，最早接受新曆新年的生活作息。但鄉村卻是另一番風景，吳新榮寫道，1935 年的臺南佳里，「在這草地過這正月，全然不出氣分……休正的人大概是官吏、職員而已」。

升旗典禮、摸彩、歲末出清，都來自日本新年

過什麼年受影響，怎麼過年也是關鍵。

在日本統治以前，臺灣已有部分相似的新春習俗，例如賀正（在紅紙寫上名字）、走春、春酒。隨著日本引入新曆年，又帶來了新的過年儀式，包括神社歲時祭、歲末出清、摸彩。有些我們至今仍很眼熟，比如歲末出清、摸彩活動現今依然是百貨商家年末主打，元旦升旗典禮、掛國旗也從日治時期保留至今。

其中，對民間最深遠的影響為何？林玉茹認為是出遊的習慣。當時因學校放假，父母會帶孩子到公園、遊樂園、動物園；各種同鄉會、婦女會、同學會也趁著假期聚會。這個風氣流傳活躍至今，新年全家旅遊、出國依然風行。

相較之下，立門松、掛草繩在臺灣已不見蹤影。林玉茹將消失的儀式解讀為「不具有普遍意義與價值」，「農村吃飽都有問題，哪裡來的門松、年糕？不符合生活需求的儀式自然會消失。」

同樣的例子也出現在清朝，當時臺灣人會在除夕夜殺黑鴨祭神，剪紙虎塗上鴨血、豬血或生肉後燒掉，但晚清時期便不見記載。林玉茹認為，沒有政策禁止的狀況下消失，代表這些儀式與人們的生活習慣脫節。

「舊曆年為什麼可以保存？因為過個好年、家族團聚、祭祖等儀式意涵太重要了。『過好年』是為了讓明年過得更好。」

天然抗日分子：農村只過「咱的年」

經歷半個世紀的殖民，1945 年日本戰敗，臺灣人很快重新過起舊曆年。林玉茹分析，一方面是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強調「去日本化」，另外，強推的新曆年文化也並未真正走入人民心中。

知識份子原本傾向支持更改新曆，認為這是現代化的展現，可是日本採用高壓政策，反而讓不少人有意識地抵抗。有趣的是，林玉茹發現真正抵抗日本的中堅份子在「農村」！由於農、漁村按太陰曆進行農耕、捕魚，也難有經濟餘裕配合新曆年儀式，這些底層庶民沒有強烈的抗日意識，但秉持「照舊過日子」的態度，反而彰顯出常民的文化固著性。

潛意識中強烈區隔不同。林玉茹直呼：「他們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政府奈何不了。」至於商人階級雖較有資本，但傳統結帳日在年底，一時難以更改，因此商家也多習慣過舊曆年。

百年後的今日，在全球化影響與商業活動的推波助瀾，兩度迎年已成為當代我們習以為常的節慶生活。儘管年輕世代熱衷跨年活動，普遍過起兩個新年，但林玉茹相信，具有內在意涵價值的舊曆年，對當代的我們依然別具意義，不會輕易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