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累了嗎?
注意力散漫、身體懶倦發酸、缺乏活力、嗜睡,有時緊張容易疲勞,晚上失眠,或是常常感到厭煩。以上列舉的諸多症狀,在你的日常生活中是否似曾相識?如果你是身處日治時期的在台日人,那很可能被認定是「熱帶神經衰弱」的受害者。
1930 年代末期,日本南方醫學研究會進行了一次 500 人的調查,報告顯示自從日本殖民台灣以後,在台居住一段時間的日本籍智能性工作者(也就是在台灣處理行政、指導工作的日本人),有很高的比例會出現身心靈越來越遲鈍的現象。包含:頭重腳輕、容易疲倦、怕冷、嗜睡、食慾不振等等;精神上鬱鬱寡歡、注意力無法集中,閱讀、推理能力變差,思考漸漸缺乏邏輯。
在台日人出現了這些症狀,原本嚴謹規律的生活、努力踏實的工作態度,皆一點一滴地消失……
焦慮、不滿、傷感、壓迫感湧上心頭,無心工作轉而追逐肉體上享樂。如果在責任感的驅使下逼迫自己工作,不但無法展現效率,反而出現更嚴重症狀。工作與生活節奏被破壞,幾乎到心神狂亂的地步。日治時期,居住在台灣的日本人之間所盛傳的這種「熱帶狂亂」或「南洋呆」,後來被認為是熱帶神經衰弱的表現。
在殖民背景中,對於離鄉到南方的日人處境,當時的從軍作家林芙美子在其著作《浮雲》中,用植物來類比:「植物若不是生長在它們的土地上,一定無法生長得很好。」、「我們失去了在內地時所擁有的旺盛靈魂……像被移植的日本杉,一點一點地枯萎……無意間,我們都成了南洋呆的犧牲品。」
當時任職於台北帝國大學醫學生理部的大喜多孝,也以櫻花做比喻。日本人稱「花之櫻,人之武士」,寄託著日人自豪的武士道精神的櫻花,移到台灣之後,卻「紅得像有毒一般,笨拙地開著」。
日治時期,前往台灣工作的日人逐漸懶散、思想遲鈍,腦袋無法運轉,變得跟自己曾經歧視的南方原住民一樣癡呆。從當時的文獻,不難理解熱帶適應不良是日人心中的恐懼,以及殖民政府首要面對的難題。
熱帶神經衰弱引發的原因是甚麼?南向的大和民族是否會因此走向凋零?
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其實「神經衰弱」這個概念,最早在 1860 年代,由美國神經科醫師 George M. Beard 首先使用,用來解釋身體與精神上的疲勞、緊張、慢性消化不良等,諸多找不到特定病因的身心症狀。並且認為這是只有在美國這樣「高度文明」的國家,人們因為生活步調太快且承受科技進展所帶來的生活與文化衝擊,以致過度使用神經系統而使神經能量耗竭,造成各種身心上的不適。
1860 年代的神經衰弱,類似現代「用腦過度」的概念,是文明進步的象徵,是一種上流社會嚮往、有榮幸才可以得到的疾病。
至於「熱帶」神經衰弱的疾病概念,則是 1902 年初期,西方延伸用來解釋白人前往「熱帶殖民地」後,發生的一連串沒有特定病因的不適,例如 Warwick Anderson 提出的「菲律賓炎」。但引發不適的原因,並非像高度文明的歐美是因為文明進步讓腦力耗竭,而是熱帶殖民地「炎熱難耐」的氣候。
白人的皮膚無法抵抗殖民地熾熱陽光、潮濕氣候,使得身體降低生產熱能與能量,導致一連串的機能耗損與負擔。這樣的醫學理論,賦予當時前往殖民地的拓荒者冒險犯難、英雄的形象。
因此,早期在台日人出現一連串的熱帶神經衰弱症狀時,即使身體懶惰精神不振,反而會出現為「國家發展犧牲小我」的認同與優越感,可說是光榮的勳章。
但隨著熱帶神經衰弱醫學理論的轉變,疾病的文化意涵也隨之改變。
1920 年代,精神分析成為美國精神醫學的主流理論,在這個醫學理論的轉變下,「壓抑的性慾望」取代熱帶氣候成為主要的病因。這時的病因被解釋為:由於殖民地缺乏音樂會、戲劇等陶冶身心的文藝活動,隻身在外的殖民工作者的慾望無法被調節、又無法得到滿足,長期下來便憋出各種神經衰弱的症狀。於是,熱帶神經衰弱從光榮的象徵變成負面的標籤。
熱帶神經衰弱的標籤還沒有被貼完。
日人移居台灣讓體質退化?
「氣候決定論」跟「退化理論」的論述出現,影響著 1930 年代內地日本人,如何觀看住在殖民地台灣的日本人。
美國地理學大師 Ellsworth Huntington於 1915 年的著作認為,在不適合文明發展的「氣候」中生存,即使原本擁有優良的基因,還是會退化成劣等體質。在這個歐美中心的思維中,美國北大西洋各洲與英格蘭文明程度若以 100 分計算,日本有 83 到 62 分不等,台灣則只有 32 分。在台日人無疑是暴露在惡劣氣候環境可能「體質退化」的高危險群。
「退化理論」則是源於德國的精神醫學理論,認為飲酒、梅毒,或其他會刺激、傷害神經系統的疾病,造成的影響會經由遺傳延續給下一代。遺傳延續的不良體質與劣等基因,被認為是引發熱帶神經衰弱的原因。
於是,前往炎熱難耐、充滿瘧疾與瘴癘之氣的南方,而飽受各樣刺激的日人,被視為造成民族素質下降的「素質貧乏的日本人」,是與內地優良族群有區隔的「他者」。其後代更被貼上「灣生」、「第二世」等歧視的標籤,被認為是婚姻中不理想的對象、是瑕疵品。
撇開遺傳的論點,同樣在日本有影響力的德語系精神科醫生 Eugen Paul Bleuler ,從個人無意識心理的角度出發,認為性、個人生命經驗、壓抑等都會影響症狀。但精神症狀也可能是由「逃入疾病」(flight into the disease)的心理機轉所造成,藉以解決內在衝突、逃避外在困難情境、或謀求個人利益。
因此,熱帶神經衰弱患者亦有可能是「逃入疾病」。他們因為無法適應殖民地生活,於是假借病痛引起關心或爭取返鄉機會。即使在台日人患者很少提到想要歸鄉的念頭,此理論盛行的日本內地,對熱帶神經衰弱病患的歧視無疑又加深了一層。
放下偏見,從「心」看病因
所幸 1930-1940 年代任職台北帝國大學精神疾病學教室的中脩三教授,用「心因性」的角度切入,並引用森田正馬的理論,為一同經歷殖民地辛苦生活的同胞緩頰。
雖然神經症狀是由神經質的體質所引發,但這並非機能上的缺陷,反而造就了神經質患者更加敏銳、細緻的覺察能力與更嚴格的自我審查。至於神經衰弱諸多病徵,是因為對身體完美健康的強烈追求,才導致對本身微小的不適過度解讀、提心吊膽。
中脩三教授還認為,自我意識強烈的神經質性格,是日本民族文化引以為傲的一環。從這點來看,神經衰弱的在台日人不但沒有喪失原本民族的美德,反而在思鄉的強烈情緒、與熱帶氣候的荼毒下恪守崗位,為帝國的發展貢獻自己。日本政府反而應該要提供更多的資源,改善殖民地環境、降低在台日人的身心負擔。
同樣的一種疾病,隨著時間流轉卻有二元對立的文化意義。
熱帶神經衰弱各種醫學理論此起彼落,並沒有一個明確定見。以 1920 年代為分界,早期是為國家犧牲受苦的光榮形象,之後卻演變成不健康的心理、或有缺陷的體質,是退化與墮落的代表。中脩三的理論為熱帶神經衰弱患者,找回了一些尊嚴與驕傲。
為什麼研究「熱帶神經衰弱」
曾擔任精神科醫師、現於中研院研究醫學史的巫毓荃,當初是在碩士班研究台灣殖民時期精神醫學史時發現「熱帶神經衰弱」這個詞彙。
巫毓荃提到,在日治時期,在台日人很常被診斷熱帶神經衰弱,是殖民政府非常重視的問題。由於病名在史料出現的次數太頻繁了,巫毓荃於是展開研究。剛開始,巫毓荃只想描述分析當時的精神醫學理論與實作,過程中卻發現牽連的層面越來越廣,政治、文化、社會上都有其意義。以至於參考的史料範圍越來越廣,非醫學紀錄的報紙、期刊,都包含在需要蒐集的參考文獻內。
「回顧這段歷史,或許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面向,就是一場疾病文化意義的戰爭。」巫毓荃提到,醫學概念演變跟社會文化有連帶關係,醫學概念的演變不再是唯一的重點,醫學跟政治、文化的共構關係更是該注意的焦點。
「之後我對醫學史的想像就不太一樣了。」巫毓荃表示,原本看似單純醫學議題的熱帶神經衰弱,在 1930 年代的日本議會中,卻成為往「中國東北」或往「南洋」發展兩派的政治角力工具。對於殖民政府來說,深入研究熱帶神經衰弱更有其必要性,因為日人能在台灣生存而不變癡呆,殖民政府才有繼續存在的理由。
同時,在解讀熱帶神經衰弱相關的各派理論時,巫毓荃強調不能忘記存在其中的政治與文化意義。就像 Ellsworth Huntington 強調氣候跟文明關聯的氣候決定論,雖看似有其合理性,卻過度簡化與西方本位,也可能造成複雜的政治與文化效應。
一個族群的文明形成,有很複雜的影響因素:地理、基因、歷史、與現實,都很重要。若僅看見其中一項,例如基因,就有變質為種族主義論述的危險。從歷史來看,以「種族」為範疇,很容易加強或創造偏見。
「必須非常小心,醫學理論的建立與詮釋,不該被特定意識形態或政治目的拿去使用。」巫毓荃提醒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