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初心很簡單:台灣要怎麼活下去?」專訪吳玉山院士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學?

「台灣政治這麼亂,你覺得要怎麼辦?」素樸直接的提問,卻可能讓多數政治研究者啞口無言。「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院士吳玉山,他認為部分原因來自台灣政治學的史觀斷層、方法窄化,威權時代成為研究議題「新禁區」,研究者也遠離了社會關切的價值論述。他綜觀台灣政治研究發展,強調除了量化方法,人文關懷與訓練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

對過去啞口無言,便無從理解今日

「我的初心很簡單:台灣要怎麼活下去?這是最迫切的問題,也是我從沒忘記的研究熱情!」

中研院吳玉山院士長年關注兩岸與國際關係理論,也專研台灣憲政體制,探討世界各國與台灣的半總統制如何運作;另一研究領域則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轉型。然而,他投入最深的是「中小國家面對霸權的國際戰略」議題,因為「國家如何存活」始終是縈繞他心頭的憂重關懷。

台灣是一個新興民主國家,夾在中、美兩強之間,又位處戰略斷層帶,為了深入瞭解台灣的發展軌跡、思考對外關係,政治學研究不應只關注台灣的「現在式」,更需要了解過去,才能透徹地思考下一步!

然而吳玉山觀察,民主化之前受限於威權壓力,研究者就算冒險踩紅線,仍存在跨越不了的學術禁區;民主化後,主流學術圈轉向晚近的選舉實證調查。1949-1990 威權年代因而弔詭地成為共同的空白區,他形容為「台灣政治研究的斷代」。他也分析,過去的台灣相似於今日的中國大陸,都高舉「不要碰政治,全力拚經濟」,史觀斷層將讓我們錯失透過自身的經驗背景,洞察中國政體的基礎。

中研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投入政治學領域超過 30 年,出版數十本教科書等級的經典著作與百多篇學術論文,也是政府部門經常請益諮詢的專家。除了專研國際關係理論,他也對台灣政治學發展提出深切關懷。圖│研之有物
中研院院士、政治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玉山投入政治學領域超過 30 年,出版數十本教科書等級的經典著作與百多篇學術論文,也是政府部門經常請益諮詢的專家。除了專研國際關係理論,他也對台灣政治學發展提出深切關懷。
圖│研之有物

問政治研究常觸碰到當局的敏感神經,經歷民主化,台灣的政治學有什麼改變?

答大家可能很難想像,「國內政治」曾經是政治學發展最落後的領域!

民主化把政治學分割成了兩個時代。解嚴以前,台灣處在威權政體下,「國內政治」是敏感的禁區,畢竟研究國內政治能研究誰?兩蔣嗎?凡是和台灣政治相關的內容,都是當局禁忌,學者得承受踩在紅線上的風險。

例如,已故中研院院士胡佛從美國學成歸國,1961 年在台大政治系任教,引進了國外的新政治學方法,並大膽挑戰禁忌,是國內訪調經驗研究的鼻祖。他與其他學者研究監察院的體制,出版《中華民國監察院研究》,但這本書不只遭禁查,研究者也被懲處!

「搞政治太危險」、「做什麼都好,就是別碰政治」,在威權時代的氛圍下,政治學甚至不被視作為學術,執政者滿腹猜疑,民眾受訪也充滿恐懼,多數政治學者只能轉向研究國際關係、公共行政、政治哲學。

但台灣民主化之後,一切逆轉。大家開始一窩蜂投入國內議題,大量分析選舉結果、選民意向、政黨變化。

可以說,民主化前本土研究付之闕如,民主化以後,原本最落後的領域轉眼變成顯學。

問民主化前後的這種巨大差異,讓台灣的政治研究出現什麼問題?

答美國每隔一段時間,會將國內政治學的發展整理成冊。民國百年時,台灣政治學界也曾經想仿效製作百年專題,卻發現無法進展,因為 1990 年之前與之後呈現巨大斷層。對於 1949-1990 年這段威權時空環境,我們的政治研究竟然是空白而陌生。

這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方法、政治與認同。

在「方法論」,傳統政治學很重視與人文、法律、歷史的關聯,關心制度、思想理論,許多學者也會研究古代的政治現象,討論君王或朝代的政治思想。 90 年代以後,實證調查、量化統計與模型運算成為主流,越來越趨近經濟學模式。大體來看,政治學方法幾乎從「思想理論」轉向「統計大數據」,以前寫文字,現在寫出來的是方程式。另外,新的研究方法需要實證數據,而 1990 年之前的數據難以蒐集,方法因而限制了議題,使我們無法去研究過去。

「政治」則影響了議題設定。解嚴之前很難跨越紅線,學者只好避開台灣政治,進行中國大陸或國際政治的研究,研究台灣得承受被「請去談話」的壓力,少有人碰,留下的資料便少;但民主化後,當代的本土研究呈現飛躍性發展。在此種情況下,過去威權時代的台灣政治恰巧成為研究空區。

民主化也同時影響了「認同」轉變。「中國傾向」是過去的政治學特性,研究者會強調中國歷史傳統與政治思想的影響,對於台灣的本土事務缺乏興趣。現在的政治學全面翻轉成「台灣取向」,偏重 90 年代後的實證調查,草根、在地、本土化,對於台灣政治與中國大陸的歷史關連、威權體制等政治傳統和社會影響,缺乏興趣及理解。

於是,我們的政治學切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以民主化為分界,90 年代之前與之後的研究方法、議題設定、關懷取向天差地遠。威權時代的台灣政治,研究者不去觸碰,等於是形成了新「禁區」!

民主化以前,政治學者即便想研究選舉都無從入手。解嚴以後,學術圈興趣轉向選舉研究,反而忽略了 1949 到 1990 年間的政治發展,民主化前的台灣幾乎被隱形化。圖│iStock
民主化以前,政治學者即便想研究選舉都無從入手。解嚴以後,學術圈興趣轉向選舉研究,反而忽略了 1949 到 1990 年間的政治發展,民主化前的台灣幾乎被隱形化。
圖│iStock

問政治學研究的「史觀斷層」,是否會影響對當前政治現象的理解詮釋?

答政治學研究和社會的互動、影響是雙向的,能夠溯源政治學的過往,才可能從中去探究: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環境,產生相應的政治學?當時的政治學研究,又對社會帶來何種影響?

政治學本身的發展,其實是政治與社會發展的一部份。

當我們陷入「自我斷代」,只關注當下、眼前的議題,對於 1949-1990 年台灣的政治發展究竟有哪些歷程?政治思想如何演變?體制如何運作?自然就無從理解,難以談論。但是這些研究非常重要:過去的時空環境,正是當今多數政治人物的養成背景;今日的社會分歧與政黨對立,就是過去政治經驗的鮮活反映。歷史正活在當下!

民主化以前,「台灣政治」是研究禁忌。民主化帶來本土化,國內政治成為顯學,但「威權台灣」反而形成新禁區。

方法限制、資料欠缺、對談論威權歷史的排斥,讓學界對民主化之前的歷程缺乏興趣,台灣政治發展彷彿只從民主化後才開始。

結果是,對制度、文化、人物與事件之間難以建構跨時的深層理解,大家對當前政治現象的論述,自然變得淺窄單薄,沒有歷史的縱深。

問政治研究的自我斷代化,是否也會影響兩岸研究?

答這是很可惜之處。

想要理解今日的中國,過去的台灣是最好的研究對象。

好比《人民日報》與《中央日報》、共青團與救國團的參照,過去國民黨、今日共產黨的各種統治手法有高度相似性,這與兩黨早期和蘇聯共產黨的淵源有關。政治上都由一黨控制,經濟傾向市場化,朝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媒體、政治新聞受到高度監控,但戲劇綜藝、明星娛樂、社會新聞則大放異彩,如同台灣的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時代,警總同樣嚴密審查報紙與出版品。

一般威權體制很難如此盤根錯節,黨的力量化成細胞全面滲透。最好的參照便是台灣──把威權時代的台灣經驗乘上十倍、百倍,就能看見今天的中國。

尤其,「威權比較研究」是目前的國際主流顯學,過去台灣是很好的研究對象,這也正是我們的優勢!西方學者不容易跨越語言、文化隔閡,我們則有充分經驗背景,但這需要對過往有足夠厚實的認識。

可惜的是,我們的中國專家只懂對岸,不懂台灣;台灣專家只懂現在,不懂過去。

問該如何克服政治學的這種斷層困境?

答多一些人提出倡議!也需要從研究經費、預算的掌握者,例如科技部開始推動說服,鼓勵更多相關學者投入。

另一方面,學科必須「跨領域整合」,政治研究與文化、社會史、經濟史更緊密結合,才能讓越來越數字化而乾枯的政治學,擴展出歷史縱深的視野,深入解釋政治現象。

人文的訓練與關懷,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我們的研究議題經常是:近期幾次選舉、對中國的印象、本身認同的變化,很少關注到 1990 年以前,這讓台灣政治學的根柢越來越淺薄,無法跨時貫通。同時,在方法論單一、高度往量化傾斜之下,研究者可能不自覺地遠離了難以套用這類方法的重要議題,也很難深刻理解與歷史密接、而對當代影響重大的相關議題,例如對岸的「一帶一路」政策倡議。

理解過去,才可能思考未來。唯有帶著歷史的縱深,清楚自己如何走到現在這一步,我們才能踩在足夠的基礎上思索未來。

胡佛院士(左)是引入美國政治科學量化、模型研究方法的第一人,但同時傳承五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深厚的人文與思想根基。林繼文(右)在台灣大力推廣賽局理論,但也曾費心鑽研日治台灣地方制度檔案,萃取歷史文獻所記錄的體制圖像。吳玉山認為,倘若這類人文根基被排除,僅餘量化實證方法,未來政治學將難以提出深刻的價值論述。圖│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
胡佛院士(左)是引入美國政治科學量化、模型研究方法的第一人,但同時傳承五四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深厚的人文與思想根基。林繼文(右)在台灣大力推廣賽局理論,但也曾費心鑽研日治台灣地方制度檔案,萃取歷史文獻所記錄的體制圖像。吳玉山認為,倘若這類人文根基被排除,僅餘量化實證方法,未來政治學將難以提出深刻的價值論述。
圖│中研院政治學研究所

問對於年輕的政治學研究工作者,有什麼建議?

答踏入學術領域,研究者首先必須達到體制的要求,包括量化、統計、資料科學的能力鍛鍊,這是基本門檻,台灣學者都有不錯的基礎。

因此重點是:什麼是真正觸動你的「研究興趣」?

每個研究者心中必定有一簇火苗,因為這個火苗,讓你選擇踏上研究這條路。但這一路上,我們碰上各式各樣要求、任務、阻礙,很可能在不知不覺間,火種已經悄然熄滅。

很多人升等前,心中火苗仍很旺盛;但越是努力升等,被期刊、論文、點數要求追著跑,拚命達成各種評鑑分數,火苗就越燒越弱。

當有一天你終於擁有自由,可以按照興趣發展研究,卻發現你已經忘掉了自己的火種,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啊。

不滿足分數的要求,就無法在學術上存活;可是一旦想的只有分數,最終也會失去自我。所以越往前進,更要善於培養自己的火苗,盡可能把體制規範、興趣熱情結合,妥善協調「必須要做的事」與「燃起興趣的初心」。

我投入國際關係研究的初心很簡單:「我們的國家要怎麼能活得下去?」,這就是一路走來我不曾忘記的研究熱情。作為政治研究者,價值選擇、現實關懷也應該都要在我們的那份初心中!

研究是一條辛苦的路,但初心夠強,多苦都會變成樂。所以,千萬記得看顧你的火種,好好守著、養著,別讓它熄滅了。

**面對台灣的國際困境,處身在霸權夾縫之間如同惡水行舟,該如何尋找國家存活之道?請見吳玉山院士研究專訪:「我們與戰爭的距離有多遠?霸權間的小國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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